蓑衣的散文
小时候我家墙上挂着一件蓑衣，棕褐色的，跟普通衣服不同的是没有袖口，也没有衣袋，上面是坎肩，中间是一排棕榈丝带，代替纽扣。别看外面毛刺刺的，但里面非常平整，即使与皮肤接触也不太觉得刺痒。这件蓑衣是父亲分家时的一件家什，到父亲手里已经有些年月了。当时二叔也喜欢这件蓑衣，见爷爷把蓑衣分给父亲有些不太情愿。爷爷说，你一个教书的，要蓑衣干什么，不吉利。二叔那时在村小做民办老师，一心指望着能转正。
那时没有雨披，伞倒是有，黑布伞，黄褐色的油纸伞，没谁会撑着伞干活。撑伞到田头的只有“干部”，他们是吃“国家饭”的，一只手用来撑伞，另一只手用来指指点点。他们站在田塍上，用一只空出来的手，指点流过农民汗水的国。一指，一点，然后用那白净的手领取工资。农民不行，心眼可以闲，手脚不能闲，闲了那是败业。一件蓑衣能帮助农民免去败业的可能。再者，雨点一到伞上，声音夸张的大，淅沥淅沥可以转换成滴嗒滴嗒。雨滴落到蓑衣上，一律悄无声息，似乎雨声全被吸进了蓑衣里。从田里回来，家人惊呼这么大的雨怎么不早点回家。雨很大？是吗？蓑衣下的人一脸困惑。
聪明的先人早就发明了蓑衣，穿着它既不会被雨淋湿，也不会被雪飘湿。雨雪落到蓑衣上，雨迅速钻到蓑衣里，而雪搁在蓑衣上，一抖，纷纷坠落。我一直纳闷，那些雨都到哪儿去了？我们时常在下雨天看到大人穿着蓑衣在耘田、拔秧、插秧，在平镜似的水田上像一个个标点符号，这时倒真像给庄稼指指点点。庄稼似乎得了某种要领，一寸一寸往上长。后来我在课文里念到柳宗元的《江雪》，在空旷的江面上，白雪皑皑，一个钓鱼翁披着蓑衣，头戴斗笠，手持钓竿坐在船头。老师说这是境界，这是空灵的美丽。我一边跟着老师念诗，一边无可救药地联想到村里的那位田翁，一个能够向大地指点的田翁。
我不知道他那时的年纪有多大，我跟村里的娃娃们都叫他蓑衣爷爷。不过，我们很少有机会叫他，他不常来，他住在另外一个村。他的家特别好找，屋后有一大片棕榈树。别人都不愿种棕榈树，认为是阴树。他一种就种了二十几年。一件蓑衣通常他一个星期就能做好，去取时挑100斤谷，作为蓑衣的工钱。100斤谷也不是每户人家都能随便拿得出，在他那儿赊账的并不少，他从不让人打欠条什么的，蓑衣拿走，谷子慢慢还。别看他花一个星期可以换成100斤谷，之前他得准备很长时间，仅剥下来的棕榈皮在缝制前还需要做许多的加工活，如晒干、浸泡等。
他做蓑衣往往在晚上，一把竹椅子，一盏煤油灯，还有一张小木桌，一根针和一团棕榈绳。他往煤油灯盏里注入小半碗煤油，拔一拔灯芯，然后开始做活。晚上村里一户人家一盏灯，家里人全凑在灯下，各自做事，一起说话。这样的夜晚，这样的一些人，与其说取一点光，不如说是沾点光。他家是村里唯一点两盏煤油灯的。他做蓑衣时不喜欢旁边有人，一定要在清清静静的环境下才能让针线活动起来。独自守一盏煤油灯不是浪漫，而是奢侈，他是那个时候村里最奢侈的人。油灯下穿针引线，一片片的棕榈轻轻发出“蓑蓑”的声音。此刻，静夜无边。
他像细心的婆娘，一针来，一针去，结实而匀称的针脚既是他手艺的体现，更是他心灵静修的注脚。他把夜晚的幽静缝进蓑衣，也把自己的沉静扎进棕榈片中。我们当然无从知晓他在缝制蓑衣的时候会想什么，或想到什么，可很多人却有这么一种感觉，他做的蓑衣穿在身上比张裁缝做的衣服更舒服。张裁缝的嘴跟他手中的剪刀一样，什么话到了他嘴都是尖尖的。张裁缝心眼并不坏，手艺也不赖，就是嘴巴子太厉害。村里人大多不喜欢请张裁缝到家里做衣裳，主要是张裁缝一边做活一边像个长舌妇样东家长西家短的，一天下来嘴巴似乎没停歇过。村里的婶婶们一直怀疑衣服这么容易磨损，是不是张裁缝的嘴巴在啃？
据说蓑衣爷爷的祖上是我们这里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大户人家，整个村的房子他家就占了一半。到了父辈家道开始中落，到土改时他家的房子与田地差不多都变卖完了，也因这个帮他逃过了一劫。所以，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命还不错，虽然没有享受到祖辈的福，也没有从父辈那儿继承家产，留给他唯一的好处是曾让他念过几年的私塾。学做蓑衣，有的说是曾做过他家长工的一个老人教会他的，也有的说是他自己偷偷跟人学的。有的话传来传去会变得越来越离谱，甚至掺和进去一些是是非非，但对于他的一些话，一年前是这样，一年后也是这样，十年后还是这样。不多不少，只有那么几句话。似乎没有人舍得给他添加进去一些不属于他的内容。
他常说他记性很差，见过几次面后还是叫不出名字，可他一看到某人穿着他做的蓑衣，一定能叫出那个人的名字，而脱下蓑衣后，他又认不出来了。这是非常奇怪的事。刚开始别人不太相信，以为他故意的，只是他故意这样做似乎又没有理由，他的性格可是很好的，从不与人计较，说他好，呵呵几声，说他不好也呵呵几声。后来，大家发现他真的是这样。不管这个人多少年未见，只要一见蓑衣，他准能直呼其名，一点不会出错。大家认为他肯定在蓑衣上作了记号，但没有人在自己的蓑衣上找到一丁点信息，规规矩矩的针眼，严严密密的缝合，除了型号有些异同外，几乎一模一样。
蓑衣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慢慢有些落寞，雨天干活的情形不如六七十年来得紧密，村里人虽然还是靠天吃饭，可很多人已经不在乎雨天那些辰光。田翁的形象被头戴草帽肩扛锄头所取代。蓑衣退出了人们的视线，雨披和漂亮的花折伞出现在村道上，那样子确实比厚重又毛刺刺的蓑衣来得好看、轻便。
有一天，门口来了一个人，问我父亲有没有蓑衣，他想收购。父亲觉得很奇怪。他说，他受人之托，买几件蓑衣放到农具博物馆。说这话时，眼睛一直往墙壁上瞟，上面挂着一件蓑衣。父亲没有把蓑衣卖给他，不管这个人怎么磨嘴皮。但从他的嘴里知道了一个信息，邻村那位做蓑衣的老人已经作古，做了大半辈子的蓑衣却一件也没有留下。老人的儿子建议这个人去周围的村子打听打听，可能有的家里还有蓑衣。父亲一听，更加坚定要留下这件蓑衣。可惜，这件绝版的蓑衣在打井的时候，垫到了井底。据说，有蓑衣垫底，井水又清又甜。的确如此。不知道井底的蓑衣还在不在。我有了一种怀念。
给燕子留个门
当河里最后一块冰被我们捣碎后，叮叮咚咚的水流声从村东一直响到村西。也就这么几天里，村里又多了一份热闹，门前的枣树上开始有叽叽喳喳的声音。老人便把门开得大大的。我们感到不解。老人说，燕子回来了，它们要筑巢，如果关着门，燕子会觉得主人不欢迎它们。
敞开的门，有春风灌进来。春风仿佛在铺一条无形的路，是空中温暖的路。燕子顺着赶过来。春风把沿途的树都弄绿了。于是，有一天，我们听见燕子的叫声，看见燕子的身影——像黑色的闪电。
老屋横梁上的那只燕子窝，跟我们玩的那种烂泥炮形状差不多，上宽下窄，不过看起来有点疙里疙瘩。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年筑的，每年的春天总能看到两只燕子飞进飞出，然后孵出一窝小燕子。去年的燕子窝在守候今年的燕子。
村里的`房屋多是平房，有些还是茅草房。燕子似乎并不嫌弃，只要人们开着门，有一处可容它们筑巢的地方，它们就会把巢安在那儿。老人们说，家有燕子窝，那是一家人的福气，说明这家风水好。所以家里有老人的，每到春天总是盼望着门前喃呢的声音。我们那儿并不重视喜鹊，而把燕子看成喜鹊的化身。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如果身体不适，他们就把能不能熬过冬天作为给自己的一个命数。二月初燕子准时飞回来，那些躺了一冬的老人不管可不可以下床，都要起来在门口坐一坐，听听燕子的喃呢，看看燕子忙碌地衔草加固巢，心里觉得有一种踏实。
我们不知道鸳鸯是怎么一回事，却知道家里的燕子是双飞双宿的。大清早，等门一开燕子马上飞去了，当它回来的时候嘴里肯定衔着草什么的，有时独自回来，有时两只一块儿。你一口草我一口泥，共筑着它们的窝。到了傍晚，如果另一只还没有回来，那只先回来的燕子肯定停在门前的树上或屋檐下，歪着头一动不动，直到另一只回来，然后轻轻几声叽叽，便飞进窝里再也看不到它们的影子。村里小夫妻哪天吵架了，做妻子的就会责备自己的男人，怎么连燕子都不如，它们还懂得温情。刚才还气呼呼的男人，此时默不作声，一个人提了只筐出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筐里准有妻子爱吃的水果。
燕子等窝筑好后开始产卵，大约一个月后窝里便会伸出几张黄黄的小嘴。此时是燕子最最忙碌的时候，两只燕子飞进飞出，喂养着它们的小宝宝。老人说，燕子一顿烟的工夫要飞出三次，一天下来将近要飞一百多次，直到小燕子能独立觅食为止。而小燕子长大的那阵子，家里是颇为热闹的。一会儿叽叽喳喳，一会儿唧唧啾啾，尤其当燕子爸爸与燕子妈妈从外面觅食回来的时候，横梁上是一片喧闹。只只张大着黄口，争先恐后地要食吃。等老燕子飞走了，它们才个个缩回窝里安静下来。再过一段时间，小燕子开始学飞，扑棱棱地从窝里飞到窝外，再由屋檐下飞到树枝上，这样一路地飞远。如果还不到迁徙的时候，小燕子们绝不会飞走，到了晚上还是会飞到自己的窝里。
我们家约定俗成，最晚进门的人，总会看一看燕子是不是到齐了，然后关门——这是晚上最后一道仪式。就像大人牵挂会玩的孩子迟归那样，我也会提醒家里人：给燕子留着门。
村里开始有人建房，原来居住的老房子得拆掉。上了年纪的人遵循一个原则，五黄六月是不可以动土木的。所以村里很多人建房子多选择在秋天，这时候燕子已准备南飞了。那些拆了老房子的人家，把拆下来的燕子窝整个地端下来，然后放在树杈上，希望明年燕子归来的时候还能发现这个标记。然而，那些建了新房子的人家第二年再也不会有燕子进出。整天锁着的大门和平整的天花板，让燕子越飞越远了。
当村里最后一栋楼立起来的时候，村子变得寂寞起来。年复一年，燕子只是在记忆里呢喃，又渐渐消隐。以至回忆燕子确确实实的叫声，却模糊了。村民习惯了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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