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鱼尾的散文
《白玉鱼尾》
心海深处的记忆
象窖藏多年的陈酒
随着岁月的流逝
把辛辣与锋芒钝化
换作浓郁的甘醇
和怡人的芬芳
给人以迷而不醉的回味
温厚，柔软
其实，我并不会写诗，但此刻，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却在不经意间写下了这一串长短不一的句子，细细体味，倒也有那么一点点“诗的意味”。这与所谓的灵感绝对没有关系，只是因为这一段幼年的往事所带给我的甘美的回味，真如陈酒那般绵柔体贴，悠远无尽。
我四岁那年的初夏时节，上一辈人分了家，父亲分到的家产是老宅墙门上方的一个小小阁楼，以及墙门外面隔着一条小溪的一块狭长的地基。地基是一块白地，而那个小小的阁楼只够我们一家四口晚上睡觉，除此之外，我们连个烧饭的地方也没有。父亲是泥瓦匠，自己动手在墙门拐角的地方堆了一个单眼小灶，小灶边上放了一张极破旧的双屉书桌，这就成了我们暂时的起居室了。我们在这里做饭，吃饭，休息，大多数日子里，都要等到天黑了以后，才到阁楼上去睡觉。
人们在形容某一户人家的贫穷的景况时，常常会用到“家徒四壁”这个词，可是在当时，我们的那个家却只有两面墙壁，其余的两面是墙门的过道。天热的时候还好一些，因为拐角的地方有一股穿堂风，仿佛还比人家屋子里来得更凉爽一点。但一到冬天可就苦惨了，北风沿着大宅门的长廊和敞开的天井毫无阻拦地呼啸而来，那个拐角完全跟露天没有两样，即使把两扇笨重的墙门关上也无济于事，不但挡不住寒风，反而徒增了“咣当咣当”的撞击声，让原本就已冰冷的心无端地增添了一份吵闹的烦躁。尤其是下雪天，从天井飘来的雪花，借着彻骨的北风的`力，可以直接落到我们的灶头上和桌子上，倘若正好是吃饭的时候，雪花便肆无忌惮地落在我们的肩背上了。记得有一句话叫作“屋漏偏逢连夜雨”，联系到我们家当时的情景，把这句话稍稍改动一下，就变成“家寒恰遇风雪勤”了。那一个冬天的雪下得特别多，隔些天就下一场，所以我们的灶头上也就常常浮着象白沙糖一样的晶莹的雪花。
父亲因为有自身手艺上的便利，从分家的第二天起，就在那块狭长的地基上开始他的创作。母亲自然是他最好的帮手，他们就象一对垒巢的鸟儿，一根草一根草，一口泥一口泥地堆筑那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到这一年冬天的时候，房子已经造到可以住人的样子了，只剩下灶头还没的砌，但砌灶和搬家的日子都已经定下来了。
姐姐比我大两岁，作为“富农”的孙女和孙子，在童年时代，我们是没有小伙伴的，好在我们有姐弟俩。在新的家还没有建起来以前，白日里我们只能在那个只有两面墙的家里玩，即使有时候走得远一点，也永远是那么两个小小的身影。到了冬天，在风雪交加的日子里，我们往往白天也只好躲到那小阁楼上去，整天不下来，就象旧时大户人家的小姐，想起来也挺好笑的。
自打墙门外面的房子建得差不多有个屋的样子以后，它就成了我们的乐园了，那里有断砖和黄砂，我们不但可以在黄砂堆上挖地洞，甚至还可以学着父母的样子堆砖造房子，今天堆好，明天拆掉，乐此不疲。
大概是腊月初头的一个下午吧，父亲和母亲到外村的窑厂里拉砌灶的黄砖去了，我与姐姐自然还在那个新家里自己玩。新家有一个小间是平台，另一个小间盖了瓦，已经装上门和窗子了，风吹不进来，在这里玩很安稳，很暖和。记不得玩的是什么游戏，或许是用小木块当汽车在地上摆阵势吧，因为那时家里做了门窗，有许多小木块成了我们最好的玩具。
玩着玩着，就听到屋子外有人喊我与姐姐的名字，我们一听就知道是同村的姨婆。姨婆是奶奶的妹妹，对我们家很好，尤其对我与姐姐特别好，她每次来总有吃的东西给我们，虽然很少，可味道总是好得不得了。母亲给我们立过规矩，别人给的东西不经大人允许是不准吃的，所以我们不敢违反。但姨婆来我们总是很高兴。
听到姨婆喊，我们就从屋里奔出来，亲热地叫她一声，就一人一边缠着，抬着头望她的脸。姨婆从她的篮子里拿出两条雪白的鱼，说：“把手都擦干净了。”我与姐姐于是赶紧在裤子上飞快地擦着手。“哪，早上打的年糕，做了两条鱼，你们一人一条。”姨婆说完就把那鱼塞在我们手里，走了。
我与姐姐各自手里捧着一条年糕做的鱼，一时有点回不过神来的样子，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那鱼是上午做好的，半软半硬，真象两条虽然不活却依旧新鲜的小鲤鱼，胖胖的身子，红红的眼睛，尖尖的嘴巴，连鱼鳞也画得很好，象真的一样，一圈一圈的。后来听母亲说，那鱼鳞是用指甲一道一道印出来的。呵，那得多大的工夫啊！
愣了一会后，我张开嘴就要朝那鱼头咬去，姐姐赶紧拦住了，说：“不能吃，吃了妈妈要打的。”
我说：“我们都不要给妈妈说，她就不知道了。”
“不行，就算我们不说，姨婆也会说的，那样，就打得更重。”姐姐一边说，一边领着我向墙门拐角处的小灶走去。她从破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只碗来，把两条年糕鱼一起盛了。因为年糕已经有点发硬了，所以弯弯地搁在碗沿上。我们几乎忘掉了新屋里所做的游戏，跪在一张长条凳上，眼睛紧紧盯着碗里那两条如白玉一般的年糕鱼。“白玉”这个比喻在当时是想不出来的，是我在回想的时候才想到的，在当时，我那小小的灵魂怕是全附在那两条鱼上了。
那一年，我们家的粮食很困难，往往连干白饭也难得吃上，特别是入秋以后，我们吃了许多的蕃薯，差不多天天吃，至少每天吃一顿，吃得我们听到蕃薯就直打哆嗦，一直到现在对于这种东西也提不起食欲来，这是幼年时所埋下的恐惧。我母亲后来与我们一起“忆苦”的时候说：“分家的时候，我们只分到十六斤米，我们常常借一点吃一点，还不能吃干饭。等生产队里分了粮食，把借下的还清后，剩下的就不多了，但也得先还清，不然，下次就借不到了。那年头，谁家的粮食也不富足。”
象这样两个吃怕了蕃薯，一个六岁，一个四岁的孩子，当他们突然之间有了两块如白玉一般的年糕时的那份心情，应该是可以想见的吧，何况这年糕还做成了鱼的样子呢。
曾记得那一年进入腊月以后，常常有人挑着个担子在我们老台门中间的香火堂门口来炸爆米花，我与姐姐几乎从来不到炸米花的地方去，因为我们从来不炸爆米花，我们总是躲在家里顾自己玩。可是炸米花时“呯——呯——”的爆炸声我们是听得到的，我们甚至可以闻到米花炸开时那股热哄哄的香味，那种冬日里的热哄哄的香味，比从蛋糕房里飘出来的香味，可好闻得多了。
然而，那一刻，我们心中对于年糕鱼的欲望相比于爆米花不知要强烈多少倍。爆米花离我们似乎很有点远，我们心里从来不存一丝希望，可年糕鱼近在眼前，伸手就可以触摸得到。它们搁在碗沿上，半软半硬地，手指轻轻一点就会跳动，就跟活过来了一个样。我们长时间地跪在凳子上看着年糕鱼，不时地相互对望一眼。我知道我们当时的眼神里充满了恳求，充满了无奈，而最多的却是煎熬，那种被强迫着不得不忍耐的煎熬。
忽然，姐姐把身子直了一下，兴奋地说：“我有办法了。”
我也猛地把身子直了一直，问：“什么办法？”
姐姐指着那鱼的尾巴，悄悄地说：“你看，这鱼的尾巴。”
我看不出尾巴上的奥妙，奇怪地看着姐姐。姐姐说：“这鱼的尾巴是圆的，鱼哪里是这样的尾巴？”
“鱼是什么样的尾巴？”
“鱼的尾巴是分开的。”
“啊……”我有点明白了，“那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开么？”
姐姐警惕地朝身后的过道看了看，从小灶上拿过菜刀和砧板，把鱼放在板上，很小心地从那圆圆的鱼尾巴上切下两块小小的尖角来，鱼的尾巴顿时变成了剪刀的样子，但切口的地方很平，很光。
切下来的两个小小的尖角，每一块大概有两个汤圆那么大，我与姐姐一人一块。咬在嘴里，韧韧的，粘粘的，滑滑的，有点弹性。
“唉，那该死的蕃薯啊！”我记不得当时有没有在心里这样骂，但这一刻总还是忍不住要恨恨地骂它一句。
我比姐姐吃得快，不一会就咽到肚里去了，姐姐却还只咬了小小的一口，她嚼得很慢。我一边嗒巴着嘴，一边很满意地看着姐姐，我看到姐姐咽下去的动作也很慢。她又小小地咬了一口，依旧慢慢地嚼着，然后把手上剩下的很小的一块递到我的嘴唇边，嘴里“嗯”地一声。我下意识地张开嘴，那块小小的年糕几乎自己跳到我的嘴里来了，依旧是韧韧的，粘粘的，滑滑的感觉，有点弹性……
我对于四岁前后所经历的事情，留有印象的很少，唯独这一段却记得很清晰。在以后慢慢长大的过程中，以及长大后，直到现在，姐姐一直对我很“凶”，很“严”，有时比我妈还要厉害。我很怕她，也很敬重她，因为，四岁那年的冬天里，那一块虽然很小很小，却好看得如白玉一般的年糕做成的鱼尾巴，在我的心里，一直有着千斤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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