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祖国的相关办报素材：鲁迅爱国情怀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上世纪初的一天，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异国的课堂上看到了让他深受刺激的一张幻灯片：一个中国人绑在中间，将要被处死，围观的是前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也是中国人。这名年轻人由此决定弃医从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此时，他叫周树人，后来，他是鲁迅，除了围观杀头的意象一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终其一生，他都致力于国民性的剖析和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始于1918年那部堪称振聋发聩的小说《狂人日记》。那些麻木的、喝醉似的沉迷于围观杀头的国人们，他们行为的源头在哪里?《狂人日记》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找到答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日记》的主角是“狂人”，所谓“吃人”论被视为谵语尚不足引起国人的恶感;到了1921年鲁迅写《阿Q正传》，由于入木三分的刻画，还在连载时就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慌，自此，批驳鲁迅“丑化”中国、尖刻、恶毒的言论就甚嚣尘上。确实，鲁迅的话，让太多人不舒服：“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记念刘和珍君》)，他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能做得了人的时代，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说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瞒和骗”，从来不敢正视，即使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万事闭眼睛，自欺而且欺人;他说中国人不但“不为戒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就连动一只椅子脚都要流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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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呐喊·自序》里鲁迅曾剖白投入文学创作的原因：假如说中国是一间没有窗户、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是让他们从昏睡陷入死灭，少点痛苦呢，还是大声呐喊，唤醒几个人起来反抗这个绝境?他选择的是呐喊，因为，希望是不能抹杀的。也因此，他的“呐喊”，就不能不竭尽全力，直插要害。
鲁迅最被诟病的是对传统的“全盘”扬弃，这被称为“偏执”，曾被称为“鲁迅之子”的作家摩罗甚至在新著《中国人站起来》中说，鲁迅对中国文化和历史起到过误导的作用，对中国后来的发展种下了带毒的种子。鲁迅是说过“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倒他”，但请不要忘记，他说这些话时的语境：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老祖宗那一套已经证明行不通，社会亟需变革，思想需要革新，不表现出如此激烈的态度，如何能触动昏睡已久的国民?而且也请不要忘记，鲁迅的旧学底子是十分深厚的，在东京的时候，他和弟弟周作人一起在章太炎门下学《说文解字》。鲁迅何尝不能做过着闲适生活的士大夫，就像他弟弟周作人那样?但他选择做那个不讨好的批判者，正说明他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拳拳之心。
而他本人是时时警醒于国民劣根性的。1927年，来中国考察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委托刘半农等给鲁迅写信，称拟提名鲁迅角逐诺贝尔文学奖。鲁迅的答复是，“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就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