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手抄报的相关办报资料：贾湖刻符与中华彝族万年文明史
贾湖刻符中的三个龟甲刻符，分别于不同的三座墓葬中出上，其形分别为 ，第一个刻符与甲骨文“目”极为相似;第二个刻符相似于现代汉字的“日\u31532 ?三 个刻符目前未能从汉字方今体例中寻到与其相似的字，该刻符经细辩，属明显人为契刻 痕迹仅左上角一横及竖折一划，中间斜竖一划及右下角斜划为龟甲的自然纹;若将龟甲 本身自然纹排除，仅看两划人为契刻痕迹即为“七”形。
上述三个龟甲刻符，在彝文中与之形似的文字分别为，其本意第一字 为“禽”;第二个字“福禄”;第三字为“神座”。
契刻有四个竖排且连接符号的石饰，是一件柄形石饰，形似劈裂的剑柄残件，首部 俯视呈半圆形，其面上刻符号，柄部有竹节状突起。刻石饰经辩析，人为契刻痕迹已较 浅淡，其上有明显的砸、碰线形痕迹，因而整个契刻面显得模糊。若将砸、碰痕迹排除， 人为契刻痕划在石饰一端有“”形四短竖划，若将此端为首端，则四短竖下方 直行刻有“”形四个符号。这四个石饰刻符与彝文比较，分别与之形似 的彝文有“”，其本意分别第一字为“雷”或“阳光”;第二字为“天”; 第三字为“门”;第四字为“闭”。连接起来直译为“雷天门闭”，意译则为“天雷门莫 开”。
上述四个石饰刻符能用彝文释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它已是具有完整意义的语言记 录，并且此语言的语法与彝语的语法完全一致。
贾湖遗址出士的文物，不仅有如上述彝文能完全释读其甲骨、石饰刻符，而且其中 一些文物在彝族地区还能见到与之相似的用物。例如有刻符的柄形石饰与彝族毕摩神杖 上选用兽骨或青石雕制的半圆柄杖头非常相似;权形骨器与彝族毕摩诸多法器中的“神 箭筒，，相似;一批兽胛骨与彝族毕摩请多占入法中用于占卜的猪、羊、胛骨完全相同;骨 笛与彝族方时多用禽骨制作，现今多用竹子制作的小竖笛相似，其吹奏法亦相似;漳牙 器与彝族男子随身佩带作锥、香针、避邪獐牙锥完全相同;猪牙骨器与彝族年老妇女作 挽发、头饰的猪獠牙完全相同;条形骨器与彝族用株木或牛肋骨制作的揉绳器相似;环 形石饰与彝族男子用玉石或硬木制作的耳坠相似。
中原地区一向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五千年文明的摇篮，而西南地区则是 “蛮荒”之地。然而反映中原地区远方文化的贾湖裴李岗文化与“蛮荒之地”的彝族传统 文化何以如上述有如此的相同点?这可以分析出这佯或那样的“可能”，但最根本的一点， 则应从形成中华民族影响较大的方芜族群的演变史中寻找其源头。任乃强先生在《羌族 源流探索·序言》中指出：“羌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族的主 要族源之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羌族演变为许多支系，其中一部分融合于汉族; 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若干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出现过和现今仍存在的我国西北、西 南各少数民族，溯其来源，大部与羌族有关。”方羌族群形成于西北康青藏高原，随着历 史的发展而迁徙和演变，到夏、商、周乃至秦汉时代，汉文典籍将留居甘、青一带的方 羌民族称为羌和戎，汉应曛《风俗通义·四夷》说“羌本西戎，卑溅者，主牧羊，故 ‘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羌戎有时单称，有时称氏羌、巴戎、巴氏等。又因其多居 我国西境而有时称西羌、西戎、羌戎。
中国的方史发端于传说时代的“三皇”，“三皇”说法不一，但按孔安国《礼记·月 令，疏》、皇甫温《帝王世纪》、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等说，指的是“太吴伏蒙 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此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索隐》所说：“稽方蒙 黄”。“三皇”，之首“伏蒙生于成纪”(《帝王世纪》)即今甘南天水地区，为方芜居地;炎 帝“长于芜水”(《史纪·五帝本纪·正蒙》)，“姜水”即源于甘肃渭源县的方渭水今渭 河，“姜水，，即“羌水”，渭河发源地亦为方羌居地;据《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 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 为姜。，，所以炎帝和黄帝是“同父异母兄弟”(清马绣《绎史》)，两者同属方羌部族。这 些记载说明方羌部族的一支自西北游牧先人中原地区，并从这里孕育了后来发展起来的。 灿烂的中原文化;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即为方羌人的后裔。
彝族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人数较多的一个民族，关于彝族的族源，学术界大多认 为是方羌人南迁的一个分支所形成。方国瑜先生《彝族史稿》说：“彝族祖先从祖国西北 迁到西南，结合古代记录，当与'羌人’有关。早期居住河涅一带的就是古羌人，分向 几方面迁徙，有一部分向南流动的羌人，就是彝族的祖先。”彝族自称繁杂，但古代大多 自称“罗罗”，就是现在仅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而言，在彝族总数中尚有三之一多自称 “罗罗”。《山海经·海外北经》载有“罗罗”。其地域约为今甘肃张掖、酒泉一带，《汉书 ·地理志·张掖郡·番和》条称当地羌人为“罗虏”《大明一统志》称四川凉山彝族为 “罗蛮”、称滇西彝族为“罗罗”;《华阳国志》与蜀汉诸葛亮《后出师表》统称今滇、川、 黔彝族为“青羌”;《蛮书》称彝族的唐代先民之一为“羌虏”。在汉文献中“羌戎’’和 “罗罗”多为互称，可见彝即羌，羌即彝。但“羌”、“彝”都不是自称。“羌”为牧羊人; “彝”的原写“夷”为负弓狩猎之人，在华夏族形成后，“芜”和“夷”才同被视为华夏 族区域外围野蛮、落后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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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裴李岗文化的贾湖类型新石器时代遗址，据文物部门调查和发掘，主要分布在兰河中上游支流沙河、洪河流域，最北可达汝河和颖河流域，最东达大别山北麓的皖 中一带(参见张居中《试论贾湖类型的特征与外围文化的关系》)，据徐祖生先生考证，上 述区域是远方东夷集团的势力范围(《中国方史的传说时代》);又据何光岳先生考证，东 夷集团的始祖是太吴，太吴氏原属西羌族团由甘、青高原最早迁到燕山山脉，与土著人 融合，其中一部演化为东夷集团(《东夷源流史》)。太吴即伏蓑，与‘伏蒙生于成纪，相 吻合，而且传说中的“太吴之墟”就在今河南省淮阳一带。中原地区直至有史可稽的夏 王朝第一代夏王启的父亲夏“禹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黄帝的后裔姬周女始 祖原出自姜姓，所以《诗·大雅·民生》说：“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邦，西夷之人也”。 所谓“西夷”即西羌，故姬周属羌戎;至于秦的族属，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说： “秦之为戎，固不自疑”;在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中，晋南绎县有“蒙戎”、夏县 有“茅戎”;豫北王屋山有“郧戎”、豫西熊耳山有“阴戎”、豫中临汝县西南有“蛮戎”， 为春秋时“戎蛮子国”所在。《左传》桓公十二年载：“齐、吕、申、许由大姜”，“姜”出 自主羌戎;“许”即今河南中部许昌，“申”乃申国，在今豫西南南阳，这说明河南一带 自古以来有不少羌、戎曾居住，后来才逐渐融合形成华夏民族乃至汉代始称的汉族。河 南贾湖遗址刻符之所以能用彝文进行释读，同时出士的一些其他文物，尚应用于彝族生 活习俗中，这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了。
一个民族的发展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一般认为其标志是铁矿冶炼的开始、城 市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并运用于文献的记录，而其中最主要标志则是文字的发明及其运 用。贾湖遗址的考古绝对年代为7500一8500年，现今出士的刻符、骨笛、雕磨精细的石 饰等非为人士前数百年才形成，其中仅文字的发明到成文的应用，其间至少需要经历数 千年或更为漫长。彝文之绝非巧合地对贾湖刻符能予释读，当可证明彝族具有万年文明史。
大胆提出如此有俘中国人常识的拙论，绝非孤证臆说。历法的发明和运用应亦是一 个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在彝族地区调查发现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以其季节性 准确，每月日数恒定便于记意而具科学性与实用性，据刘尧汉教授考证，十月太阳历产 生于伏蒙时代，至少已有万年以。上历史;仍于近年在彝族地区调查发现的彝族十八月历， 虽已无实用意义，但具有重大的科学史价值。它不仅比十月太阳历更为古老原始，而且 由其揭示了曾使用过十八月历而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美洲墨西哥玛雅人与亚洲中国彝 族古代文明的渊源。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成说，是根据从有史可稽的夏王朝距今四千多年，再 上溯约一千多年作为“三皇五帝”时代而提出的五干多年。此即“文起豢、炎”(梁肖绩 《王嘉(拾遗).序》)，意为中国的文化、文明始于伏蒙时代。以及诗人黄遵宪所言“蒙 轩造书契，令始岁五千”，都是以文字的发明为起始点。其实，蒙、炎、黄即使史有其人， 他们代表的各是一个时代，史家顾颌刚认为“三皇到现在约有十万年”(《秦汉的方士与 儒生》)。从“三皇”之首伏蒙到现代，虽然未必有十万年，但当在万年以上。
丁文江先生在本世二十年代就指出：“西北是棵棵(罗罗)的老家，他们的文字根本与汉文同源，但权早就与汉人隔绝，所以看不出他们的直接关系，将来傈棵文的研究进 步不但可以发现语言关系，而且或者可以知道文字的源流”(《烫文雕刻·自序》)。由 彝文与殷商甲骨文比较所得出的彝汉文同源与丁先生所言的彝汉文同源，这个源头是在 万年前的伏蒙时代。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由彝族所保留的传统文字和彝族十月太阳历，说民族确实“文起蒙、炎”，但中华民族的文明不是“今始岁五千’，而应该是“今始岁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