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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文学家巴金的爱国故事
巴金,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除巴金外,还有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等。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祖籍浙江省嘉兴市,中国现代作家。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伟大的文学家巴金的爱国故事,欢迎阅读
伟大的文学家巴金的爱国故事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感情。今天回顾过去说不到什么失败,也谈不到什么成功,我只是老老实实、平平凡凡地走过了这一生。”——巴金
创作之路:把心交给读者
作家要打动读者的心,就要把心交给读者。巴金就是这样一位与读者“交心”的作家,他曾说,“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答案。古今往来有数不清的作家,读不完的作品,尽管生活环境各异,思想信仰不同,对人对事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所有真诚的作家都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
1904年11月25日,巴金(原名李尧棠)生于成都北门一个官宦之家,“有将近二十个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三四十个男女仆人。”1927年1月,23岁的巴金远赴巴黎留学,各种思想冲击着他年轻的心。身处异国他乡,巴金想念祖国与亲人,他的感情无法宣泄,于是开始用笔倾吐爱与恨、悲与欢、受苦与同情、希望与挣扎。1929年,巴金发表了处女作《灭亡》,作品以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一些受到五四新思潮鼓舞,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和抗争。该作品发表后引起轰动,使他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
20世纪30年代,巴金发表“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尽管他也承认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爱情小说,但他仍然“勉强把恋爱作为小说的主题”,因为他想用恋爱来表现人的性格。随后,他又完成了“激流三部曲”之一《家》《春》《秋》,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直到今天,这部著作仍激动着许多青年的心。
因书动情:《家》带来了家
如果说巴金在一生中只有过一次“动情”的经历,那么唯一的对象就是曾经陪伴他走过大半人生旅途的妻子——萧珊。
1936年,32岁的巴金以小说《家》而成为青年之心中偶像,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声誉卓著。当时追求巴金的人很多,但他全身心地投入事业,无暇顾及儿女情长。在给他写信的爱国学生中,有一个落款为“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给他写的信最多,他们通信达半年之久,却从未见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
那天上午,巴金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约定的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闪着一双明亮大眼睛的女生出现了。她一眼认出了巴金,快活地笑着,好像见了熟人一般从厢房门口走了过来:“李先生,您早来了!”那一刹那,巴金心里的某根弦被拨动了……她就是萧珊,那年她18岁。此后,两人开始了长达8年的恋爱。
1944年5月1日,巴金和萧珊结婚了。
爱书如命:钱是用来买书的
巴金爱书,在文化圈是出了名的。在其童年时代,刚进书房识字不久,他就爱上了文字,并养成了孜孜不倦的读书习性。家里收藏的旧书很快就被他看完了,后来,看到哥哥弟弟们买了新书,就抢着看。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经很拮据了,但即便省吃俭用,他还是要买书。一天,一向依着他的萧珊实在忍不住对他说:“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不知道家里到底有没有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的巴金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第二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巴金不仅爱读书,也爱藏书。他书房内四壁都是书,客厅里也顺着墙放着四个大书橱,连走廊、过道也有书橱。他的朋友也喜欢书,经常彼此交换着看。他买的书很杂,各种各类的书都有,特别喜欢那些有名家插图的精装本。书籍成了他最宝贵的财富。晚年时,他多次向北京图书馆、母校捐出了自己心爱的书籍。
巴金小时候的故事
大宅门里的叛逆公子
清光绪三十年,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巴金从小天资聪颖,深受父母的喜欢,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说起巴金的家族,那时也算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家族。巴金原籍浙江嘉兴,高祖李介庵作为“幕友”从浙江到四川定居。曾祖李王番,着有《醉墨山房仅存稿》。祖父李镛(号皖云),也做过官,后闲居在家,为大家庭的家长,有五子一女,他本人也印过一册《秋棠山馆诗钞》送人。整个大家庭有长辈近二十人,兄弟姐妹三十余人,男女仆人四五十人。
5岁的时候,巴金的父亲出任四川北部广元县知县,他也就随父母前往。在广元县衙门内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道在家塾就读,先生姓刘,教读巴金他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并且要求他们背诵《古文观止》。晚间的时候,巴金跟从母亲学读《白香词谱》中的词。那时候的巴金是个十足的“小少爷”,他在书房由六十岁的老书童贾福服侍,生活起居由杨嫂照料,平时由十二三岁的姑娘香儿陪伴玩耍。
又过了一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庆祝祖父生日全家敬神,生性顽皮叛逆的巴金因讨厌旧礼节不肯磕头,第一次挨了母亲的鞭子。他虽然内心十分不服气,但也不敢顶撞严厉的母亲。大家族的繁文缛节、伪善的礼教一点点在巴金的面前掀开了面纱。
也就在那一年,巴金的父亲坐堂用刑,犯人受刑后还连连叩头谢恩。这一幕被巴金看见了,他非常疑惑不解,不明白老百姓以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面对这样的人生。
不久,巴金的奶妈在厨房偷吃黄瓜。母亲知道这件事后十分生气,就命人用皮鞭抽打奶妈。年幼的巴金看到了之后,心中突然涌起莫名的不快。
“初步感觉到世上许多事情的不合理。”也许,当时的巴金还不能够解释这一切的原因,更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道路,但是“不合理”的印象,却从童年时代起就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心中。
与仆人结下深厚友谊
虽然对封建大家庭深恶痛绝,虽然家族式的牢笼锁住了许许多多自由的青春梦想,但是,浓浓的亲情依旧是让巴金最难忘的。
从8岁起,巴金常常参加大哥和姐姐、堂姐、表姐们的聚会和游戏: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各种酒令。还和三哥尧林及其他兄弟组织新剧团,充任配角。他们自己编剧,复写戏票赠人,在家中竹林里演出。他还常到剧场或在家中看川剧、京剧。这一时期,受家庭熏陶,熟知《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情节。
10岁的时候母亲病故,安葬于成都市郊磨盘山。此后,深深感到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母亲“爱一切人”的教诲对巴金有很大影响,后来称母亲为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先生”。
母亲在世的时候,巴金曾在母亲的允许下,返成都后,常与“下人”在一起,同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离开成都。在这些人中巴金体会到了近于原始正义的信仰和直爽的性格。轿夫老周教他真诚地做人,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后来称他为自己的“第二个先生”。
冲出家庭的牢笼
19岁那一年的5月,巴金和三哥尧林一起离开成都乘木船去重庆,由重庆沿长江至上海。此事得到大哥的帮助和继母的允许。离开四川的原因,是渴望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投身到新的广阔的天地中去;另一方面,也因无中学毕业文凭,被外专改为旁听生,失去了获得该校毕业文凭的资格。
到了秋天,巴金终于进入上海南洋中学。直到年底,巴金辗转去南京,住在北门桥鱼市街21号,来到了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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