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我心底的眼睛

　　今天的少年，不会知道那时候……那时候，是1966年的8月。谁也说不清，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卷起了“横扫一切”的风暴；谁也不知道这风暴将要刮到什么时候。许多人睡下的时候还是个革命者，醒来却成了“反革命”。亲人不再相认，同志间不再有真诚。疯狂、颠倒，整个社会混乱了，人的心也倒悬起来。
　　那时候，我是个27岁的青年，在大学里教书。可我却不明不白地成了“反革命分子”。在这风暴刚刚腾起的时候，我就被列为“横扫”的对象，挨了无数次“批斗”。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也不知道，连同那些批斗我的人。他们说我是“漏网右派”，但是，我怎样的“右”法，又是怎样“漏网”的，谁也说不清。
　　我的心充满了迷惘和痛苦。但我却因此而出了“名”。当我的名字被大大地写在纸上倒挂而又划上红×的时候，当我被拽到台上被人扭起手臂弯腰低头的时候，我在学校和宿舍区是个妇孺皆知的“名人”。人人远离我，仿佛我是个传染病患者。
　　当批斗者也玩腻了的时候，我被打发去拔草，从晨至昏，蹲在热地里拔草，是难受的，尤其是心里难受的时候。
　　一天中午，太阳正毒。我蹲在校园的铁栏墙边拔草，铁栏外，是一条通往近郊农村的小道。小道上有来来往往的行人。骑车的，步行的，凡看到我们这些拔草者，都会停下来，或者默默地看一阵，或者高声地讽刺，低声议论一番。我以为这是种污辱，我的心淌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铁栏外站了一群小学生。他们是去参加义务劳动，还是劳动归来，我说不清。也许，他们是列席参加了一次“批斗反革命分子”大会归来。
　　他们站在铁栏外，指手划脚地议论我们，用最纯洁的心诅咒我们，还有几个男孩子用土块、小石头砸我们。
　　我不能违犯“纪律”离开铁栏杆。我只有忍受那咒骂、那石块，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坍了，四周是一片黑暗。假如连纯洁的孩子都疯狂了，生活还有什么希望。
　　就在这时候，一声轻轻的、甜甜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叔叔！”我抬起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站在铁栏外面对着我。她乌黑的短发下有一双明澈的眼睛，清秀的脸颊上滴着汗水，手里捏着两根冰棍儿。
　　“叔叔，给！”她把一根冰棍儿从铁栏外伸过来，两只眼里全是真诚和期待。
　　周围的孩子们哄地发出一片嘲笑和指责。她连头也不回，只是伸着那只拿冰棍儿的手，期待地望着我。
　　在我从睡梦中被人拉起推到学校的时候，在我被草绳捆住，头上被罩上厕所里的便纸篓的时候，我没有一滴泪，这时候，我却止不住泪水了。我的泪泉被一个小姑娘的心捅开了。
　　我不敢吃，也实在不愿吃那根冰棍儿，这将会给那个小姑娘带来灾祸。我抬起泪眼凝望着她。她却固执地伸着那只拿冰棍儿的手。周围一片寂静，那些哄笑的孩子们也噤了声，所有的人都看着她，连同那些过路的人。
　　小姑娘也凝视着我，给我以鼓励和安慰。我终于忍不住，伸过头去，咬了一口那冰凉、甘甜的冰棍儿，然后，伸出脏手，捏住那冰棍儿，把它递给一位现在已经告别这个世界的历史学老教授。那老教授也泪眼模糊，抖颤着手接过这孩子最珍贵的赠予。
　　当我再回过头来的时候，那小姑娘已经走了，只有她洗得褪色的蓝布上衣在小路上飘摆……啊，你这清秀的小姑娘，你的姓名我不曾知道，但是你的爱心，你的正直，你的透澈的眼睛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力量，使我度过了那疯狂、颠倒的岁月。我永远感谢你。
　　也许你今天已经步入中年，成了国家的栋梁；也许，你早已经把这件小事遗忘。可是，你的那双眼睛永远留在我心底，它将伴随我走完生命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