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二姐散文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好像大姐没在家里生活过,大概在我4、5岁的时候,大姐就出嫁了,真正伴随我童年的是我的二姐。我6岁开始读书,在家乡的大运可畔的一所公办小学里,二姐那时候13岁,也在那所小学里读二年级,我一年级,二姐天天陪着我一起上学、放学。二姐脑子笨,加上大姐出嫁以后,家里的一些家务她也要帮助母亲做,所以学习成绩一直不好,等我到了三年级的时候,二姐还是二年级,我升到四年级了,二姐才三年级,班级里的同学,属二姐的个子高。后来二姐没读完三年级就辍学了。现在二姐的二年级的那么点儿文化,早已和她艰苦的生活岁月一起变成了风烟了。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37岁了,我刚不满一岁,我的大妹就出生了,我半岁就失去了母乳的喂养,是我的祖母用稀粥把我喂大的,但是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我三岁了还不能站立起来走路,幼年时期我长得很瘦小,6岁读书,可能是父亲不放心,让二姐和我陪读的,现在我才明白父亲的一片苦心。等我自己能独立上学了,二姐也辍学了,现在想起来,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二姐辍学以后,正是大姐和大姐夫在哈尔滨谋生的时候,父亲就让二姐去了哈尔滨。刚刚16岁的二姐也在阿城的一家国营饭店里当服务员,同时在阿城的还有我三姑家的一个表姐,她是在苏北离婚后一人独身很艰难,我父亲让她投奔我大姐的,这位表姐后来在哈尔滨的阿城重新组织了家庭,现在这位表姐还在哈尔滨的阿城,已经80多岁了,精神矍铄。我多次去过她家,她见到我就像见到亲弟弟一样,有说不完的心里话要和我说。就是这位表姐当时在阿城刚刚上班一个月就染上了瘟疫,幸亏她找到了一个工作上了班,住院的费用都是她所在的单位负责的,不然她就会客死他乡了。这种瘟疫的传染性很厉害,我不知道和2003年我国发生的“非典”是否一样的性质,往往是犯病的人有所好转了,护理她的人又倒下了。表姐、大姐、二姐和大姐夫几个人在阿城举目无亲,没有人管他们,他们只有互相照顾。大姐和二姐轮流去医院护理这位表姐,好在瘟疫没有把大姐和二姐传染上,这算是万幸的。表姐出院以后,她所在的单位正好减员下放,表姐便失去了工作,无奈之下,这位表姐就在当地找了一位丧偶的赶马车的男人成了家,这位车夫是一位东北人,憨厚老实,没有文化,在阿城的运输公司赶马车。他比表姐的年龄大18岁,好在他对表姐很好,他的前妻留下的四五个儿女都欺负我的表姐,表姐受了不少委屈,无奈之下,这位表姐夫就和我的表姐搬出来单独过日子了。在这里不再提她了。
在医院里护理表姐的大多还是我二姐,等表姐出院以后,二姐的工作也失去了,失去了工作就失去了经济的来源,大姐和大姐夫每月的几十元工资要养活四口人,日子显得艰难。表姐结婚以后,二姐仍没有找到工作,于是,父亲就写信让二姐回家了。二姐在阿城两年,回家的时候18岁,第二年就结婚了。
二姐的婆家离我家很近,与我家之间只隔着一条古老而废弃的河,河水不深,可以光着脚淌着水过去。所以,姐姐随时都可以回来家看看。
二姐结婚那年,我12岁。记得那花轿把二姐抬走的时候,按照苏北的风俗,女子出嫁,娘家的兄弟要送轿到半路上的,由于我还小,就有我和我二伯家的大哥俩去送轿。那乡村里的吹鼓手吹着唢呐,嘀嘀哒哒的一路上很是热闹。后来我一看到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那里娶亲的场面,我就会想起二姐出嫁时候的情景。
当花轿到了半路的那条河的河边的时候,唢呐声停了,花轿也停了下来。我和我二伯家的大哥走到花轿旁边,大哥掀起花轿的门帘,我跟在大哥的身后。就在花轿的门帘掀起的那个时刻,我看到坐在花轿里的二姐满脸都是泪水。
大哥对二姐说:“二姑(苏北已婚有了孩子的人称呼自己的弟弟妹妹,都要用自己孩子的口吻),你不要哭了,从现在起,你就是出门的姑娘了,好在离家近,想家了,随时就可以回来看看。我们回去了,你一路平安。”
二姐用攥在手里的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泪水,没有说话,哽咽着点了点头。大哥说完话,把花轿的门帘放了下来。吹鼓手和轿夫都挽起了裤子准备趟水过河了。我和大哥站在河边,看着轿夫抬着花轿在河里淌水过了河,唢呐声在河对岸又响了起来,轿夫们重新穿上了鞋整顿好衣裤。花轿又上路了,望着二姐的花轿渐渐地远去了,我才和大哥往回走。
结婚的时候,二姐才19岁,二姐夫刚刚中学毕业。二姐的婆婆不生育,二姐夫是收养的。收养的孩子更加疼爱,由于当时苏北相当贫困,大多数人家的孩子都不念书,但是,二姐的公公婆婆对收养来的这个孩子格外的用心,倾其所有也让他读书,因此,二姐夫读完了中学。
三年自然灾害的袭击,把苏北人置于饥寒交迫的困境之中。许许多多的年轻人都离开苏北跑到外地谋生。二姐和二姐夫结婚还不到一个月,二姐夫就跟着村里的年轻人一起跑到了福建省建阳县去修公路去了。留下二姐自己在家里照顾两位年迈的老人。二姐的婆婆是个小脚女人,走起路来蹒跚地吃力,做不了什么事;二姐的公公是个盲人,什么也看不见,更别说做事了。因此,家里的家务,生产队里的劳动,里里外外都是二姐一个人操劳,还要照顾两位老人。二姐夫在福建二年连一分钱也没寄回家里过。二姐家三间正堂屋,两间东厢房做厨房,一个土院子,生活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实在是难以度过难关了。(我家的穷亲戚多,家家都要兼顾,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就在极度困苦的时候,连续的暴雨,二姐家的东厢房倒塌了,幸亏没有把两位老人砸死。那个年头,人连肚子都吃不饱,哪有钱来盖房子?二姐的公公说,把倒塌的房子上的檩木卖掉吧,也能买点粮食渡过难关。我和我的父亲一起杠着那几根(我才15岁,没力气,只扛着一根细的)楠木的屋檩木,到洋河镇(全国名酒洋河大曲的产地)把那几根楠木卖掉了,买回了几十斤高粱,送到了二姐家。这一年,二姐带着两位老人总算都度了难关。就在这年的冬天,二姐的`公公在饥寒交迫中去世了。二姐夫远在福建也不能回来,二姐挖了门前的两棵大树,给老公公打了一口棺材,在我父亲和乡亲们的帮助下,草草地安葬了这位老人。安葬了公公以后,二姐只身去了一趟福建找二姐夫,不久就回来了,仍然没有带回一分钱来,依然和小脚的婆婆俩相依为命,艰难地度日。
文革的爆发以后,全国各行各业停产闹革命,不久又发生了武斗。这时候二姐夫回到了家乡,二姐这才算有了点依靠,生活轻松了一些。不久婆婆也去世了,又有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家里的生活虽然没有彻底转变,但是比起前几年已经好多了,温饱的问题基本可以解决了。
二姐家离我家只有一河之隔,我们逃走的消息,她却也是不知道。和大姐一样,我们都走了,我们的故居已经易主了,她的娘家的这条路断了,她怎能不伤心呢!
对于一个出嫁的女人,娘家是她的依托,如果断了娘家的路,那种内心的痛苦是无法表达的。二姐和大姐一样,每次接到我从黑龙江寄回去的信,都要让孩子一句一句地念给她听,然后像珍宝一样收藏起来。虽然我在信中告诉她我们一家在黑龙江过着自由自在、温饱无忧的生活,但是她在接到信以后,也仍然一两天总是泪水不断。尤其是我每次回乡见到我的时候,她那种激动的热泪就像喷薄而出的山泉,在她的脸上滚动着。
我多次跟姐姐们说:“你们到黑龙江来吧,这么多年也没有回娘家了。娘家远了,你们来了,过上个几个月,再回去,比起我回去要好多了。我回去你们只能看到我一个人,你们来了,能看到黑龙江的全家人,还可以了解我们在黑龙江的情况。”她们也说想到黑龙江来,但是大姐由于孩子多,负担重,脱不开身,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四十年始终没有来过。2003年夏天,已经60多岁的二姐,终于踏上了回娘家的路。
当杭州开往齐齐哈尔的列车停靠在齐齐哈尔站台的时候,已经等候在那里好几个小时的我,一眼看到二姐挎着一个很大的旅行包走出了检票口。虽然十几年不曾见面,她的脸上已经爬满了皱纹,但她走路的形状,说话的表情一直是没有变化的,几十年前就铭刻在我的心中。她没有发现我,我上前伸手抓住她肩上的挎包,喊了一声“二姐”,她回过头一怔,这才发现是我。
我接过提包:“二姐,我在电话里告诉你什么也不要带的,路上带东西不方便,你怎么还带这么重的包呢?我这里什么也不缺的。”
“没带什么的,包里都是你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是家乡特有的,你这里没处买去。”二姐很随便地回答。
听了二姐这句话,我的心里一阵酸楚,离乡40年了,我小时候喜欢吃什么,还牢牢地记在姐姐的心中!这就是我和姐姐之间永远斩不断的情思啊!
二姐到我家的第二天,就到农村爸爸妈妈的墓地去看望已经沉睡在黑土地的爸爸妈妈,她走到爸爸妈妈的墓地很远就扑过去倒在坟前,哭得死去活来:“爸爸妈妈,你们的女儿来看你了,几十年过去了,你们不想家吗?你们不想你们的女儿吗?……”几十年没回娘家,这次回娘家没有见到父母,见到的是黑龙江土地上的一座坟墓,她的泪水浸透了父母墓前的土地。那哭声,震荡着整个山野,在田野里劳动的人们都放下了锄头,远远地向我父母的墓地眺望着……。我和几个妹妹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她拉起来回家。
二姐在我这里过了一个夏天,秋天回去的时候,我给她买好了全程的车票,又把我给她的钱帮她收藏好,我也上了车送她300里,一直把她送到了大庆。
在大庆车站的站台上,我望着缓缓远去的列车,车窗里伸出一只手,对我不停的摇摆,一双泪眼在车窗里闪动着……,我的眼睛模糊了,那开往我故乡的列车消失在我晶莹的泪花里……。
转眼间,又有十一年没有见到我的二姐了,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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