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落散文

时间：2021-01-04 09:09:21 散文杂文我要投稿

角落三篇散文

　　一、行乞者

角落三篇散文

　　哪怕是晴天也别想看清太阳，太阳藏在天空的灰尘背后，好像是被夸父追到灰尘后面去的。天空压得很低，很久没有见到一片干净白亮的云彩了。

　　不过阳光依然可以穿透灰尘，穿透那些看着像云彩一样的虚假屏障。

　　天桥上有几个行乞者，他们上半天守在天桥的左边，下半天守在右边；因为阳光上午晒在右边，下午晒在左边。我说的是夏天。秋天和冬天他们追着太阳跑，用夸父的万分之一的速度左右移动。

　　行乞者都有一只碗——这是废话，他们当然需要一只碗——摆着，或者端着。他们在天桥上来回走动，或坐在某个角落，很少抬头看天，不管那里的太阳是高是低，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对阳光的喜恶也不明显，不喊冷也不喊热，虽然他们会追逐阳光，但也会避开阳光。天气实在太热了，他们就脱上衣，露出经年不洗澡的疙疙瘩瘩的肌肤。

　　行乞者驻守的天桥旁边有个宽敞的空地，立着高大的围墙，缺口处和四周堆满垃圾，从前有客车在那里停顿，现在客车停在外面的路上，围墙里臭烘烘的。只要站在天桥上，就会时不时看到几个人立在光天化日下解手。小孩子的粪便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你是一个近视眼，建议不走围墙边的小路。但是行乞者毫不在乎那空地上飘来的臭味，他们守着这个天桥就像守着一块风水宝地。

　　有时天桥上会多出一个新来的行乞者。她是位学生打扮的年轻姑娘，背着背包，长头发，低着头，面前写着“求6元路费回家”。她隔一段时间就来，所求的路费2元起价，最高15元。她低着头，我看不到她的模样，但通过那黑亮的长头发，我想象她是一个清秀的姑娘。最初我没有将她列入行乞者的行业，我认为她可能真是需要帮助，那么给她6元回家，回家就好了。可是她回家几天又来了。

　　有人说，她比别的行乞者更高明，她抛开了一切行乞者所必需的条件，比如一只上了岁月的碗她也不需要准备。他们猜她的背包里一定有几根粉笔，那东西比碗可轻多了。而且粉笔写下的字可以擦去，不像碗，那样的碗一旦端在手里，就只能一直端在手里。粉笔写的字就像人们刺在身上的纹身，为了某一时刻的需要将它刺在身上，等不需要的时候再去洗掉就可以了。如果这个女孩擦去她写在天桥上的字，然后在别的什么地方与我相遇，那时她抬起脑袋，我一定认不出她。这样想来，她确实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

　　我对端碗的行乞者更注意，虽然那位年轻姑娘的粉笔字写得比我好，我的目光还是转移了。

　　端碗的行乞者有时收入火爆，人们会很奇怪的在同一天大发善心，看见前面的人往碗里放钱，后面的人也跟着准备。直到那只碗满当当的，使那位行乞者看上去像一个暴发户，比谁都富有的样子了，人们才想起来收手。不过这种火爆的场面并不会使行乞者特别激动。

　　他们也有相当惨淡的时候，碗里只有一块钱引子，从早晨到晚上，没有讨着一毛钱。这个时候他们也非常懒散，靠在哪个栏杆边，仰头张着嘴睡觉。

　　秋天时，我将注意力锁定在一个中年行乞者身上，他和那位年轻姑娘一样懂得变通，他不会死守着天桥。他会端着碗一路晃着走到天桥对面去。那儿有一家银行和一家大型超市。我看见他上午守在超市门口，下午守在银行门口，晚上才回到天桥。天桥他是必须回的，这地方已经像他的家了。他守在银行门口的时候多。超市门口有保安会驱赶他。

　　银行门口比天桥确实热闹十倍，那儿有理发店和手机铺子，成天放着高分贝音乐，他坐在这地方也不容易打瞌睡。

　　那天秋凉，我看见他将衣服脱来拴在腰上，也许那段时间他得了什么病，身上全是疙瘩，就像山洞里的石疙瘩那样，由于皮肤黑黄，那疙瘩看着令人心里发麻。这样一种惨状却没有多少人给他钱，人们绕道而走，目光落在那些疙瘩上立刻就转开了。

　　这位满身疙瘩的行乞者后来一直满身疙瘩，似乎那些疙瘩会在衣服下使他难受，所以他干脆不穿衣裳。一年四季除了冬天身上裹一些乱七八糟的破布，春夏秋三季都光着身板蹲在天桥上。由于在银行门口和超市都讨不着钱，他只好回到天桥，在这个地方时不时有人弯腰朝那只破碗里扔几个硬币。

　　时间一长，行乞者身上的疙瘩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有的甚至细溜溜地悬挂着，风大一点还能将它们吹得像铃铛一样晃荡。有时我怀疑听到了他身上肉铃铛的响声，类似于纤夫们的号子在天桥上的风中回响。不过我不能确定，那段时间我神经衰弱，失眠多梦。

　　有一段时间我没有看见那位行乞者，我想他大概去看病了。自从他身上的疙瘩多起来之后，天桥上的人也不太愿意给他钱。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他又来了。这回他换了位子，不在天桥顶端乞讨，而是坐在天桥往下的台阶上，堵住了人们下桥的路。他坐北朝南，矮趴趴蹲在那儿，人们当然不能一脚将他踢到桥下，无论他多么碍眼也不能。人们走到他背后便抬脚去了另一边的台阶。

　　他身上沉甸甸的，面前的碗却空荡荡。

　　而一直本份行乞的另一位老人，他的碗就像一片庄稼地，庄稼不好不坏，也就是说，他作为行乞者的生活也不好不坏。他常年穿一件黑色外套，无论春夏秋冬，他都不会像那位满身疙瘩的同行一样将自己残酷地暴露在那儿。人们有时候可以接受天上的虚假云彩——因为虚假的云彩遮不住阳光，人们需要阳光，阳光是万物之灵——但不会接受像天桥对面那样恶臭的场地，那股臭气简直让人绝望。在我的猜想里，这位年老的行乞者非常了解人心，其实他可以去算命，等到某一天他的胡子足够长，皱纹足够多，那么就可以买一副黑框老花镜架在鼻梁上，在那儿也写上几个字，当然不是“求6元路费回家”，而是写上“神通广大”的字样。

　　但是他目前只能当行乞者。

　　二、手艺人

　　我每天要从天桥上经过，去那边的超市购买食物。天桥上坐着一个手艺人。他每天都在。

　　手艺人主要编织玫瑰花和昆虫之类，玫瑰花编得栩栩如生，昆虫编得活蹦乱跳。他面前的竹篮上插着已经编好的成品，正好是路人伸手可摘的高度。手艺人坐在这些玫瑰花和昆虫的后面，人们最先看到的总是他的编织品，第二眼才会看见他。有时甚至没有人看见他，人们只欣赏到那些玫瑰花和昆虫。路人看到这些活灵活现的东西总是大加赞赏，这些昆虫和玫瑰花给了他们好心情，然后他们面带微笑迈着轻快的步子离开了。

　　你一定认为手艺人的眼光是失望的，不，他毫无表情。他看着路人离去没有丝毫失望的样子。他只微微抬了一下手，把新编成的昆虫放到那些成品中去。

　　手艺人脚下摆着半成品和一捆编织用的半青半黄的叶子。我称它们为叶子。这是他每天必须摆在那里的材料。我每次走到天桥的一端，老远就将目光锁在这手艺人身上，有时他手里正拿着一片叶子摆弄，有时坐在马扎上打瞌睡。他身材偏瘦，肤色黑，穿一件灰白的衣裳，由于经常坐在马扎上也就不知道他的身高。他生意极差。在我观察的那些日子，没见他卖出一朵玫瑰或一只昆虫。

　　在我看来他是个失败的生意人，虽然勤勤恳恳，但所干的一切好像与生意毫不相干。他摆在天桥上的不是生意，倒像是一片风景。他不会像其他生意人那样去留住每一个观看的人，并且大费唇舌将他的成果推销出去。他不会这么干。他坐在那里像一尊雕像，会编织的雕像而已。

　　那天风和日丽，手艺人戴着草帽。我被他的装扮吸引了。

　　“多少钱一只？”有人走过去，拿起一只昆虫问他。那人显得十分高兴，大概是因为这手艺人今天戴了草帽。

　　“十元。”手艺人掀开草帽回答。他只说了这两个字就不做声了。他在忙碌地编织另一只昆虫，那昆虫已经有了半个身子。

　　“不能便宜点吗？虽然很像，但毕竟是假的。”客人脸色有些阴沉，明显是对手艺人的态度不满意。

　　“不能便宜。”手艺人摇头，然后就不再理那客人。

　　我想到卡夫卡的那些“饥饿艺术家”，我猜这位手艺人与那些饥饿表演者一定有着相同的爱好。并且他们都一样固执，饥饿表演者在被人猜测他可能吃了东西时，会十分无辜，要求延长表演时间来证明他滴水未进。那位客人在说这些昆虫和玫瑰花不是真东西的时候，这位手艺人与那些饥饿表演者一样投出一股委屈而又严肃的目光。不过他毕竟是在天桥上，他的身份也不是饥饿表演，所以他只是把那位客人晾在那里。

　　我有时也为他这种对待客人的态度着急。他来这里摆摊好像不是为了糊口，而是为了表演他的手艺。也许有一天他会编一只笼子将自己装起来。不过暂时他的摊子只有这些昆虫和玫瑰花，他的头上也只多了一顶帽子。

　　毕竟他不是真正的饥饿表演者，到了中午，他和天桥上所有的生意人一样，手中都端着一只塑料饭盒。他们的饭菜来自对面那条巷道两边的小摊子，那里有一群人常年卖着炒粉和廉价的砂锅米线之类。

　　他戴帽子的这一天吃的是炒菜，四季豆炒肉。我看得比较清楚。这是我这么久以来见到他伙食最好的一次。

　　我在他对面站着，偷偷望着他手中的盒饭。他将饭菜很快吃完，还用舌头舔了一下盒子。这个动作让他旁边的算命人笑了一下。我注意到，这个算命者的生意算不上太好但也不是太坏，像四季豆炒肉这样的盒饭他一星期可以吃两次。因为从天桥上路过的人也许没有心思买玫瑰花和昆虫，但他们愿意坐在算命者面前伸出左手或右手。

　　“自己编的吗？很好看。”等手艺人吃完饭，我走过去，很冒失地赞美他的帽子。

　　“瞎编的。”他擦一下嘴巴，捡起放在脚边的矿泉水喝了一口。那水用来浇花，也用来洗叶片上的泥巴。

　　“你可以编帽子。买帽子的人多。”

　　以广东的气候，卖帽子肯定比卖玫瑰花和昆虫强。

　　“我喜欢编它们。”手艺人指着昆虫和玫瑰花。也许他不习惯和陌生人说话，显得有些慌张，这一慌张就不由自主把帽子摘下来了。他秃顶。剩下的头发数量也很糟糕。

　　我在昆虫和玫瑰花面前站着，它们被风吹得想要飞走。也由于这风，昆虫和玫瑰花更加好看。手艺人始终没有问我想不想买它们，他对待我和对待所有人的态度一样，别人问一句他才答一句。这种态度有点像大自然对人类，你是这样看他，他是那样看你；也许你觉得他冷漠无情，但他却可以编织出这么多情的玫瑰和活生生的昆虫。

　　可是他一点生意也没有，他说他喜欢编织昆虫和玫瑰花，然后就一直在那儿守候和编织。我很想对他说，你编织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人们只看不买。人们会觉得在天桥上看与放在家中看没什么区别，反正天桥天天要走，这玫瑰花和昆虫也可以天天看到。在这样的天桥上，人们喜欢看昆虫和玫瑰花就和他们喜欢去哪个地方看免费的`猴子表演一样，他们很稀罕，却不可能将猴子牵走。可是我没有机会说这样的话。手艺人根本不理我。他又摸着两片叶子在手中缠绕。

　　他的昆虫和玫瑰花没有被我们买走，好像被上帝买走了。

　　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以为手艺人最终会因为生意惨淡而搬走。可是没有。不过他的摊子有了一些变化，在那些昆虫和玫瑰花之间拴着一些小人儿，那些小人儿的手都可以摇晃出声音，他坐在昆虫和玫瑰花背后，像招魂一样摇着那些小人儿的手。

　　也许他根本不是什么手艺人，他是招魂者。

　　三、蓝帽子

　　我们要去长隆欢乐世界旅游。

　　这是雾气沉沉的早上，我和丈夫走在“官厅”旁边的巷道里。我们遇见一只老鼠和一只猫，那只猫我们喊它“黑眼睛”——我写了一篇关于“黑眼睛”的小说——那只耗子我们称它为金格先生。它们对立站在巷道两边，它们之间隔着雾。我和丈夫之间也隔着雾。现在这天气越来越坏，雾气把每个人都隔开了。我睁大眼睛，发现眼睫毛粘着雾水，把我的眼皮压得快要掉下去。但我的眼力还不算太坏，我看见他的胡子这一天刮得非常干净，搭配上我前几天给他购买的雅戈尔保暖衬衫，看着还蛮清爽的。这一天他一点也不像个工人，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看上去书生味十足。

　　我来东莞三年，三年来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散步，唯一没有和他一起走这条他每天必走的上班之路。这条路他走了七年，每天一个来回。路上有个墓园，修得清静雅致，他每天要穿过这片墓园去上班。这条路不算长，可是每天走也不短。我气喘吁吁跟在他后面。

　　经过那片墓园时，我把目光锁在脚下，心里凉飕飕的。但我还是鼓起勇气看了一眼这片墓园，树林下摆满了罐子，一个挨着一个，这地方和我想象的样子相同，风景虽好但荒草萋萋。也许它本来就应该荒草萋萋。一个中年男子甩着胳膊在墓园的台阶上上下下锻炼身体。我猜他每天都来，因为他上下台阶的脚步娴熟，好像那儿的每一颗石子他都知道怎么避让。

　　我们离开了那片墓园，它在我们身后很远了。我扭头看了一眼，那中年男子还在墓园的台阶上跳来跳去，我收起心情，也投入到这次旅游的状态中去。

　　我们到了厂区门口。我第一次看见他上班的地方。门口已经站了不少他的同事。他们像过节一样高兴，有人手中端着一碗街边买的炒面，站在旅游大巴旁边吃得津津有味。灰尘就在这所厂房的旁边飞扬，那儿正在修路。往常我在夜市上看见他们都穿着蓝衣服，有些疲惫但又无限轻松的模样走在街上，或者坐在哪个烧烤摊喝啤酒。

　　“嫂子。”他们之中有人这样喊我。有人咧嘴笑一下，表示招呼。

　　我认识的那个四川老乡端着面条在一棵树下吃，他头也不抬，有点狼吞虎咽。他知道我在写东西，有一次他跟我说，要和我讲一讲他的往事，但希望我尽量给他写得帅气潇洒，因为他还打算找个人结婚。他前一段婚姻破裂了，家中有个留守儿童。三年来我在他的腾讯空间看见三条类似的短讯：明天儿子6岁生日，可惜我不在家，祝他生日快乐，儿子，爸爸这辈子对不住你。

　　他今天穿着休闲黑西装，吃完那碗炒面之后看上去风度翩翩，很有几分潇洒之相。他好像没有看见我。我坐在旅游大巴上，隔着一道雾蒙蒙的窗玻璃。

　　我在车上等着我丈夫的同事们，他们还在不断赶来的路上。这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工业区，不断有人来上班。与我丈夫上班的厂子挨着就是另一家厂，差不多全是女工，她们下穿不太合身的灰白裤子，上穿蓝色工作服，等她们把自行车停好以后，就从塑料袋拿出蓝色的帽子往头上戴去。这时候她们看上去身材肥大，面无表情。她们经过那道厂门，稍稍停一下脚步，不用抬头地将手中的上班卡照到那个机器前。

　　“都到齐了吗？”有人上车点名。

　　车子开动了。

　　途中，导游给每个人发了一瓶矿泉水和一顶蓝帽子。这帽子和刚才那些上班的女工戴的帽子差不多，无非是前面印了这家旅游公司的名字。

　　他们之中大多人把帽子戴了起来，我顺着过道望过去，全是帽子，虽然不很壮观，但这么多帽子看上去也很惹眼，那帽子下的每一张脸都笑眯眯的。他们有些人在高声说话，有些在听导游从那支破响的喇叭里发出的声音。

　　我睡着了一会子。等我醒来已经到了景点。太阳已经出来，雾气没有之前那么浓。所有人都下了车，蓝色的帽子走到广场上，手中都拿着免费矿泉水。

　　他们在景点门前拉开一条公司准备的横幅，前面是公司名字，后面是某景区一日游。所有的蓝帽子都站到那横幅后面去了，他们抬头挺胸，阳光照亮了帽子也照亮了帽子下面的笑脸。

　　这是个近期大力宣传的景点，里面花花草草，桌子椅子，踩高跷，十环过山车，剧场等等，专等着这些蓝帽子前来享受。

　　一进景区，帽子们就走散了。不过是三五成群地走散。我和丈夫时不时看见几个帽子，那帽子已经不戴在头上了，全部挂在他们随身带来的背包带子上。一个包上挂好几个人的帽子。这些不戴帽子的人因为不穿厂服的缘故，精神抖擞，声音响亮。我不认识他们，但我只要见到别在他们身上的蓝帽子就知道他们来自哪里。那些帽子是他们的标志。就像我的肤色是我来自大山的标志。我看见一两个蓝帽子就赶紧跟丈夫说，看，你的亲戚。

　　帽子们只用了一个上午就把这个景区设计的游戏玩得差不多了。我跟着他们到了十环过山车脚下，看见他们把帽子压进裤兜或托给别人，然后坐上那架过山车，在空中去大喊。他们大喊的声音从空中轨道掉进我的耳朵，有些人声音苍老，像在夜市上匆忙喝下去的啤酒的咕嘟声，有些人声音还算年轻，但音色断断续续，像常年熬夜加班时发出的疲惫叹息。

　　我想听一听我丈夫在过山车上发出的大喊，他虽然之前在诗歌中大喊过，但那些声音的力度穿透了纸张但没有被更多人听到，他是内敛又信心不足的人，他的诗歌的喊声只让自己一个人听。这就像我当年在山间放羊，我大概想让山外的人听到我的声音，所以趁有风的时候就会站在那些悬崖上大喊，可是听到我声音的从来就只有羊群，而且我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又不想喊给他听了。我丈夫大概也不想喊了。这十多年他终日上班，想在诗歌中呼喊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了。我想今天他是游客，这个日子是专门让他来大喊的，于是我怂恿他去坐过山车，像这个城市众多的青年那样用最疯狂的速度把声音从胸腔里喊出来。那些轨道上发出来的声音的故事，是可以让轨道下面倾听的人有所感触的。至少我会有感触。我是一个晕车的人，我害怕过山车的速度，所以我没有这个机会到高空去大喊。我想他可以替我实现这个愿望。可是他没有坐到过山车上，他在那里傻乎乎排了一会子队，快到他时竟然拎着那顶蓝帽子回来了。

　　“为什么不坐呢？”我问他。

　　“算啦。”他仰头望着空中轨道。

　　后来他去坐了摩托过山车。这也是我怂恿的结果。我站在那轨道旁边的地方认真听他的声音，可什么也没有听见。我无法在众多的声音里辨别他的声音，就像他们一旦戴上蓝帽子，所有人的面孔就都是一个样子。

　　很快他从另一个出口下来了。走路有点晕眩的样子，但情绪高涨，脸上还挂着摩托过山车上留下来的紧张感。

　　“太快了！比十环过山车还快！”他声音比之前高两倍。

　　“你喊了吗？”

　　“喊啦！这么快的速度，不喊出来心里会难受。”

　　这么快的速度……我联想到青春的速度，十多年如过山车一样的速度。他回忆给我的他年少时候的样子，那时不像现在胡子拉碴，那时一天上十二小时夜班真不算什么事情。

　　我们找了一张石桌子坐下，在那里说了很久关于摩托过山车的速度和那途中的呼喊。

　　午饭时间，所有的蓝帽子又聚集在一起了。他们拿着旅游公司提供的免费餐券去打饭。饭盒里有几片莲花白，一块鸡肉，一根火腿肠和几块油煎土豆。他们一致夸赞那盒饭的味道比食堂厨师的手艺好。

　　到下午四点半，这场旅行就到了尾声。所有的蓝帽子都走出了这道景区大门，我也跟着走了出来。我看见他们之中有些人还很怀念，不停地回头看那景区里面正开着的鲜花。我突然觉得，那些鲜花就像他们的青春年华，在那高大的门墙内茂盛地开着，可是他们必须离开，谁也不是这鲜花永远的主人。

　　我们回来时天已黑尽。旅游公司分给我的帽子被我忘在车上，只有丈夫还戴着他那顶帽子回到房间。他将它与工作服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