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三十岁以前，最迟在三十五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体说来。”
“就是，起码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起码要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吧?还起码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吧?”
“要有什么样的房，要有什么样的车?在你看来，多少存款算数目可观呢?”
“这，我还没认真想过... ...”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对话。那是一所较著名的大学，我被邀讲座。对话是在五六百人之间公开进行的。我觉得，他的话代表了不少学子的人生志向。
我已经忘记了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然此后我常思考一个人的平凡或不平凡，却是真的。
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华词典》特别在括号内加注——泛指区别于贵族和特权阶层的人。
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令人沮丧么?倘注定一生平凡，真的毋宁三十五岁以前自杀么?
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话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往高处走”的愿望，虽说得郑重，其实听的人倒是不必太认真的。但我既思考了，于是觉出了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近十年来，一直所呈现着的种种文化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国还只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阶段，在普遍之中国人还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谓“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贴画了，这种宣扬尤其广告兜售几乎随处可见。
而最终，所谓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质量，在如此这般的文化那儿，差不多又总是被归结到如下几点——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开着什么样的车子，有着多少资产，于是社会给以怎样的敬意和地位;于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样怎样的女人... ...
三十年代的中国，也很盛行过同样性质的文化倾向，体现于男人，那时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女子。一个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摆脱平凡了。同样年代的西方的文化，也曾呈现过类似的文化倾向。区别乃是，在他们的文化那儿，是花边，是文化的副产品;而在我们这儿，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却仿佛的渐成文化的主流。
这一种文化理念的反复宣扬，折射着一种耐人寻味的逻辑——谁终于摆脱平凡了，谁理所当然地是当代英雄。谁依然平凡着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谁是狗熊。并且，每有俨然是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别“与时俱进”似的知识分子，话里话外地帮衬着造势，暗示出更其伤害平凡人的一种逻辑，那就是——个时事造英雄的时代已然到来，多好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不是已经争先恐后地不平凡起来了么?你居然还平凡着，你不是狗熊又是什么呢?
一点儿也不夸大其词地说，此种文化倾向，是一种文化的反动倾向。和尼采的所谓“超人哲学”的疯话一样，是漠视、甚至鄙视和辱谩平凡人之社会地位以及人生意义的文化倾向，是反众生的，是与文化的最基本社会作用相悖的，是对于社会和时代的人文成分结构具有破坏性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下一代，如果他们普遍认为最远三十五岁以前不能摆脱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类社会的一个真相是，而且必然永远是——牢固地将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确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许任何意识之形态动摇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许它的第一位置被颠覆，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场，像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样神圣。
当然，这里所指的，是那种极其清醒的、冷静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能够在任何时代都“锁定”人类社会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嫌贫爱富的、每被金钱的作用左右得晕头转向的文化。那种文化只不过是文化的泡沫，像制糖厂的糖浆池里泛起的糖浆沫。造假的人往往将其收集了浇在模子里，于是“生产”出以假乱真的“野蜂窝”。
文化的“野蜂窝”比街头巷尾地摊上卖的“野蜂窝”更是对人有害的东西。后者只不过使人腹泻，而前者紊乱社会的神经。
中国古代，称平凡的人们亦即普通的人们为“元元”;佛教中形容为“芸芸众生”;在文人那儿叫“苍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对于宪法叫“公民”。没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人们的承认，任何一国的任何宪法没有任何意义。“公民”一词将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为荒诞可笑之词。
怎么，到了今天，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我们的某些下一代那儿，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于是，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美国朋友的交谈。
她问我：“近年到中国，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觉到，你们中国人心里好像都暗怕着什么，那是什么?”
我说：“也许大家心里都在怕看一种平凡的东西。”
她追问：“究竟是什么?”
我说：“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
她惊讶地说：“太不可理解了，我们大多数美国人可倒是都挺愿意做平凡人，过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们中国人真的认为平凡不好到应该与可怕的东西归在一起么?”
我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也联想到了我十几年前伴两位老作家出访法国，通过翻译与马赛市名五十余岁的清洁工的交谈。
我问他算是法国的哪一种人?
他说，他自然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
我问他羡慕那些资产阶级么?
他奇怪地反问为什么?
是啊，他的奇怪一点儿也不奇怪。他有一幢带花园的漂亮的二层小房子;他有两辆车，一辆是环境部门配给他的小卡车，一辆是他自己的小卧车;他的工作性质在别人眼里并不低下，每天给城市各处的鲜花浇水和换下电线杆上那些枯萎的花来而已;他受到应有的尊敬，人们叫他“马赛的美容师”。
所以，他才既平凡着，又满足着。甚而，简直还可以说活得不无幸福感。
我也联想到了德国某市那位每周定时为市民扫烟囱的市长。不知德国究竟有几位市长兼干那一种活计，反正不止一位是肯定的了。因为有另一位同样干那一种活计的市长到过中国，还访问过我。因为他除了给市民扫烟囱，还是作家。他会几句中国话，向我耸着肩诚实地说——市长的薪水并不高，所以需要为家庭多挣一笔钱。那么说时，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
马赛的一名清洁工，你能说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么?德国的一位市长，你能说他极其普通么?然而在这两种人之间，平凡与不平凡的差异缩小了，模糊了。因而在所谓社会地位上，接近着实质性的平等了，因而平凡在他们那儿不怎么会成为一个困扰人心的问题。
当社会还无法满足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基本拥有愿望时，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应时时刻刻提醒着社会来关注此点，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的人们的种种生活方式刺激前者。尤其是，当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人生能动性，在社会转型期受到惯力的严重甩掷，失去重心而处于茫然状态时，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不可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地位处于社会第一位置的人们了。
我们的文化，近年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介绍了太多太多的所谓“不平凡”的人士们了，而且，最终往往的，对他们的“不平凡”的评价总是会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这是一种穷怕了的国家经历的文化方面的后遗症，以至于某些呼风唤雨于一时的“不平凡”的人，转眼就变成了些行径苟且的，欺世盗名的，甚至罪状重叠的人。
这乃是中国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们在内的界想界的一种势利眼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