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国人深受鸦片之苦。
一个民族有计划地对另一个民族采取进口鸦片的生意，来达到使之屈服的目的，文化的冲突没有比这个更令人齿寒的。
我查阅过很多资料，鸦片生意不仅是政府授意的，而且也是宗教乐于接受的。
很多传教士就是在鸦片商人的资助下来到的中国，并且借着鸦片生意和战争打开的门户，走进中国的领土，并进而走入中国人的心灵。
传教士博驾来中国传教，为了方便起见，他先去学习了三年医学，准备来中国行医，于是搭乘免费的鸦片商船到了广州。在广州开设了第一间西医医院，新豆栏医局。起先他只敢看眼科，多半三年的学习只能使他学到这么一点点可以实践的本事。一年后，他就什么都敢做了，包括许多繁难的手术。
那个时候教会医院的传统是，不会让患者死在自己的医院里，所以，以门诊看病为主，做完手术，就不再管了。
博驾即使有病案，也多半不会记载随访的情况。第三年他就对这种行医失去了兴趣转而去为军队当前锋了，中国与美国签定的多个不平等条约，多数都有他的功劳。
这是插曲，我们有时间还可以多多介绍，这里想从一个清代医生的医案看一下当时鸦片的祸害，以及中医戒毒的效验。
清李文荣是一个秀才，并不是专职的医生，仅仅是喜欢医学，不断钻研，就有了很多收获，在他书写的《仿寓意草》中介绍了这样一个案例。
“郭秉和戒烟治效
郭秉和嗜鸦片烟，其瘾甚大，忽诣予求戒。予思烟瘾甚怪，书称诸怪病皆属于痰，痰
病求之不得则属于虫，五脏之中，为虫所据，则精神血气皆不能自主，而听虫所为，烟瘾之怪虫为之也。诸病从虚而入，诸虫亦从虚而生。五脏之中何脏为虚，则烟毒先入，而虫亦先生，故同此吃烟，而瘾之来也迥不相同，或神疲呵欠，或腹痛异常，或时欲大解，或精泄如溺，种种不一，大抵何脏生虫则现何脏之病，至其时虫欲得烟，其瘾乃至，今欲戒烟，非治虫不可，而欲治虫，非兼补其虚不可。
郭兄之瘾来时即屡欲大解，中气肾气皆虚。于是以补中益气合补阴益气，每日作大剂与服，另治药末，用贯众、雷丸、芜夷、鹤虱、苦楝、锡灰、槟榔、榧实、粟壳诸多杀虫之药，稍加烟灰为引，沙糖调服，命于瘾初到时仍吃烟一二口，使虫头皆已向上，即将末药调服，虫食而甘之，而不知其杀之也。
伊本服烟二十四口，如法服三日即减去一半，又三日仅余于每早四口，粪后逐日下碎黑虫，细小而多。十数日早上四口总不能免，复请予商酌，予曰：既如此有效，有何酌改，想虫根未尽耳，子姑待之。
又十余日，伊忽欣然来告曰：我早上四口烟亦戒矣。问何故?曰：余昨大解后似有物堵塞肛门，极力努挣，突出而下，视之如一小胞衣，破之则皆碎虫也。一时传闻皆以为奇，后有瘾小者，以所余末药如法眼之，连治二人，此数年前事也。”
从医学角度，这是一个颇有些传奇色彩的案例。病人不仅有烟瘾，而且就连体内寄生的小虫也有了烟瘾。他从躯虫入手进行治疗，强壮了脾胃，终于使患者康复。
但他也感叹说“近日吃烟者更多，求戒者绝少，即郭秉和亦仍吃烟矣。嗟乎!我欲活人，而人皆求死，奈之何哉!此嘉庆二十年前事，邪片烟初本二三换，后忽贵至十换，郭姓本不甚有余，竟吃不起，所以求戒;后烟渐贱，所以复吃。三十五六年来烟贱至半换，吃烟者十有三四，到处烟馆，虽卖菜佣挑浆老亦多吃烟，下至乞丐辈亦吃烟，即穷且病，甚至于死，而皆不悔哀哉。 ”
中国人在精神上的失败，乃至在身体上也成了列强欺凌的对象。今天我们能不多加反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