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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我材必有用全文
天生我材必有用，意指上天生下我，一定有需要用到我的地方。金钱用尽了，这些散失去的东西以后依然会归来。小编收集分享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全文，希望您喜欢。
【原文】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1)，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2)而笃(3)焉。故栽者培之(4)，倾者覆之(5)。《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6)故大德者必受命。”
【注释】
(1)宗庙：古代天子、诸侯祭祀先王的地方。飨(xiang)：一种祭祀形式，祭先王。之，代词，指舜。
(2)材，资质，本性。
(3)笃：厚，这里指厚待。
(4)培：培育。
(5)覆：倾覆，摧败。
(6)“嘉乐君子……”：引自《诗经·大雅·假乐》。嘉乐，即《诗经》之“假乐”，“假”通”嘉”，意为美善。宪宪，《诗经》作“显显”，显明兴盛的样子。令，美好。申，重申。
【译文】
孔子说：“舜该是个最孝顺的人了吧?德行方面是圣人，地位上是尊贵的天子，财富拥有整个天下，宗庙里祭祀他，子子孙孙都保持他的功业。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地位，必定得到他应得的财富，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名声，必定得到他应得的长寿。所以，上天生养万物，必定根据它们的资质而厚待它们。能成材的得到培育，不能成材的就遭到淘汰。《诗经》说：‘高尚优雅的君子，有光明美好的德行，让人民安居乐业，享受上天赐予的福禄。上天保佑他，任用他，给他以重大的使命。’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会承受天命。”
【读解】
天生我材必有用。
只要你修身而提高德行，“居易以俟命”，总有一天会受命于天，担当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到那时，名誉、地位、财富都已不在话下，应有的都会有。就像前苏联故事片《列宁在十月》里的主人公瓦西里说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由此看来，儒学并不是绝对排斥功利，而只是反对那种急功近利，不安分守己的做法。换言之，儒学所强调的，是从内功练起，修养自身，提高自身的德行和才能，然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地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一切。
这其实也正是中庸之道的精神——凡事不走偏锋，不走极端，而是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
扩展：
《中庸》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三十一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据说是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
宋代以前，学者皆主张《中庸》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思所作。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子思作《中庸》。”李翱《李文公集·复性书》：“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传于孟轲。”朱熹《中庸章句·序文》：“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自宋代开始，有学者主张《中庸》是子思与秦汉之际的儒者杂述而成。如欧阳修《问进士策》：“问：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异乎圣人者，何也？”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文鉴三》：“汉人虽称《中庸》是子思所著，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于子思也。”清人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的也不乏其人，特别是崔述，在其《洙泗考信录》卷三中提出了三条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今人冯友兰、钱穆、劳思光等亦从文献、思想等方面论证《中庸》非子思所作。
以上两种观点各有依据。现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庸》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
整体赏析
内容结构
《中庸》一书，共三千五百多字，按照朱熹的分法，分三十三章，四大部分，传的是自上古大圣以来的儒家道统心法，其内容涉及为人处世之道、德行标准及学习方式等诸多方面。第一章到第十九章的内容着重从多个角度论述中庸之道的普遍性和重要性。第二十章承上启下，从鲁哀公向孔子询问处理政务的方法一事着手，通过孔子的回答指出了施行政事与加强人自身修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进一步阐明天下通行的五项伦理关系、三种德行以及治理国家的九条原则。在此章的最后引出全书后半部分的核心“诚”，并强调要做到“诚”的五个具体方面。第二十一章到第三十三章的内容，便是围绕“诚”来展开的。
《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是总纲，但这个总纲却是子思表述出来的，并不是孔子原话。此下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和第二十一章（“自诚明谓之性”）都是每个部分的纲领，但恰恰也都是子思说的，而引用的绝大部分孔子的原话，反而是用来解释、例证这些纲领的。也就是说，如果援用“经—传”的结构来理解，《中庸》里具有“经”的地位的话，都是子思说的；而孔子的话反而只有“传”的地位。
思想体系
《中庸》所论乃天道、人道的最高深又最恒常的道理。中庸是循中和之道而为之。其通篇的主旨是论中和，探讨致中和的方法。中和是宇宙的本来状态。人的可教育，就在于能中和；政教的作用，就在于致中和。
《中庸》开篇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貌似为“性、道、教”先下了定义，而实质是为《中庸》一书奠定了理论基础。其认为自然授予人的本质就是人性，遵循人的本真善性就是道，修养本真善性就是教。道实质是遵循人的本真善性处理天、人大小事务的无声、无息、无味、无色的一以贯之的自然法则。道即率性，率性就是自然、平常，平常之理即常规常理，自然的常规常理就是中，就是和。
《中庸》一书认为中和之道即天下根本之道，即天下平常、常用之道。用不偏不斜的平常的中和之道对待所有事物就是中庸，以中和之道修养自己就是中庸。就《中庸》一书而论，可知中庸既是最高的大道境界，也是处理问题的最正确的思想方法。
《中庸》指出，用中和之道处理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之举，而是时时、事事、处处都能自然符合中和之道，这才叫做中庸。舜能做到了“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并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只有颜回式的贤人才能“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即使能均平天下、能辞却爵禄、能蹈白刃的人，也不等于能做到中庸。此三件大难之事，经过一时的努力，也可以成功。而中庸是时时自然地循行常理常道，凡事居于不偏，恒行天道。乍看无大难，但非终身修行中和大道而达精熟者、无丝毫私欲者，均不能大道中庸。此即圣贤所以为圣贤之依据。中庸指导下的做人之道、做人准则，是至强至刚之大道，并非柔弱之道，“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
《中庸》指出，“道不远人”，要在笃行不移。中庸之道广大而隐微，普通百姓只要由衷修行亦可有所成就，但深入修养，即使圣贤亦有所不能之处。道可大可小，大到天下装不下，小到不可分，既适合百姓所用，又适合圣贤所修。道本为常人办常事所行常理，如脱离常理而求道，则为空道，则为不合实际之道。而修道之则就在常理常事之中。《中庸》引用《诗经·豳风·伐柯》诗句，说明用中庸的楷模就在心中，就在身边，可是学起来还差得远，这是很自然的事。所以修养中庸之道，执行中庸之道的言行不可不严格谨慎，不可不努力。
《中庸》认为，需持续培养行大道之人，行大道之人需修养仁义礼智勇。《中庸》认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点就懂得了如何修身、修道了，那将自然会管理人、管理国家和谐天下了。一个管理国家、安定天下的人，修了道，要笃行，要事事处处系统而一贯地行道。《中庸》为此提出了治国安天下均需持之以恒的九方面：修身（修养自身）、尊贤（尊重贤人）、亲亲（爱护亲族）、敬大臣（敬重大臣）、体群臣（体恤众臣）、子庶民（爱护百姓）、来百工（劝勉各种工匠）、柔远人（优待远方来的客人）、怀诸侯（安抚诸侯）。这些做到了才算笃行中庸。
《中庸》云：“诚者……故时措之宜也。”中庸之要在于“诚”。《中庸》提出了“诚明”之论。其认为自然之诚，自然就明，这是天性。人为的使人明白诚，这就是教育。天道人性合而为一，化育相参就是诚。或虽偏于一隅，持一技之长而乐守不移者，亦可谓有诚。久而久之，大而广之，自然近道。《中庸》一书并未对“诚”下明确的定义。综观《中庸》全书，当为修道之“透”意。“透”，即融会贯通，炉火纯青的程度。至诚可以出神入化，精识万事万物之理。修中庸之道达到诚时，自然合乎万物之道、万时之道。无论万事万物如何变化，时间如何推移，大道总是适合其用、适得其宜。一贯的融通，道才能久远适用，甚至可以“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之所以为天，就在于天庄穆岿然、永不停止，就在于天永远是诚、是纯。贤人君子就应该秉承天道而行，“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能如此作为者就是当之无愧的贤人君子。当然，君子贤人还要做到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中庸》要人们不固守废弃之事理，要因时而宜，又不要丢掉了基本遵循，即不要失去中庸之道。要包纳多元思想，要宽容道不同者。这才是中庸之为大，得到君子胸怀之为广。
《中庸》提倡人们以“中和”为本，各安本分，各负其责，“无过无不及”地忠于职守，不越规范，不犯上作乱，不标榜各自的劳绩和功德，而默默地为自己修养中庸之德而欣慰，以此酿制天下的和谐与安康。《中庸》既是对为人处世的精辟总结，又体现了做人的规范与智慧，因此，它对于人们提高自己的行为修养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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