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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出现的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唐太宗与贞观之治相关资料,供大家参考。
唐王朝的建立是为了推翻隋炀帝的暴政,唐初的统治者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唐太宗在位期间,一直很注重民生,将经济发展作为执政的中心,积极调整统治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在政治上,唐太宗能够知人善任,首先为自己组建了一个高效能的领导班子,营造出了一个清明的政治氛围。他一生从谏如流,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据记载,光是魏征,就二百多次直谏他的过失。对此,他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愈发谦虚,从谏如流,而且将魏征视为明得失的一面镜子。为了巩固统治,他进一步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大大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而且大力发展科举制度,培养人才,扩大了政府的统治基础,巩固了中央集权。
在经济上,唐太宗深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一上台就颁布了一系列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农业发展。而且他早年目睹隋炀帝的穷奢极欲,底层人民所遭受的压迫与奴役,决心爱惜民力,从不肯轻易征发徭役。即便是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都始终不肯耗费民力去修筑新宫。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品质为他赢得了上下的一致爱戴与拥护,所以,贞观一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君臣和谐,上下一心,经济发展形势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年至九年(634~635),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唐太宗一生致力于推行仁政,与此同时,他又十分注重法治,即便是在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他也坚持维护法律的公正,以身作则推行法治。他曾经对臣下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在贞观一朝,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严格,但量刑的时候又非常慎重,因为唐太宗秉性仁厚,一直对执法的官员说:“人死不能复生,执法务必宽大。”在他的苦心经营下,贞观年间的法制情况很好,作奸犯科的事情大大减少。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629),全国判死刑的人犯仅有二十九人,几乎到了不依赖刑罚的程度。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唐朝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经济空前繁荣,社会稳定,政治清明。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而长安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贩和求学者。唐王朝又是一个开放的国度,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使节,遣唐使,在目睹了唐王朝的盛世之后,将唐朝高度发展的文化和技术带向了世界各地,为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历史上将唐太宗李世民统治的时期称为“贞观之治”,它不仅是唐王朝最强盛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王朝史上最璀璨辉煌的一段记忆。
背景
唐太宗“贞观”为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其词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政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
唐初,由于隋炀帝造成的大乱,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北周“留给”隋朝的人口有690万户(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户口仅有200余万户(按《通典》记载杜正伦奏,经隋炀帝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乱,到了唐初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以及内外众多强敌、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李渊、李世民统一中原与南方,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
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对君主专制统治稳定的重要性,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吸取隋亡教训,纠正前朝之弊端,调整统治政策,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影响
成就
奠定国基
贞观年间,太宗的各项善政,使官吏廉能,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解决温饱,经济发展迅速,造成中兴局面,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业。
确立制度
贞观年间,经太宗的苦心经营,延续了隋代的多种政制,如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常平仓制等,堪称完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政风沿袭
太宗施政有方,选贤问廉能,克己纳谏,成为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历代有为的治国者,皆追慕「贞观政风」而力图仿效。
用人唯才
太宗用人唯才,不问出身,且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胄,科举代门第,逐渐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门第的风气,世家豪族轮流掌政的恶习,广开平民高仕的机会,清除旧社会的观念,缓和了社会矛盾。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古代集权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不足
贞观时期的初唐处于帝国的上升阶段,贞观之治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唐太宗本人施政的问题上。
十渐不克终疏按照儒家经典教义来改造皇帝,自王莽死于乱刃之中以后,就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这种理想的产物。这种改造与被改造,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太宗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这种结合,一开始就有着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唐太宗与他的臣僚们正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
贞观八年,一个小官僚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则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向宫里学的。”太宗听后大怒:“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宫女们都剃着光头,他才满意?”至于他对着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田舍汉”,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魏征开始以自己的“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征有一篇系统批评贞观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题为《十渐不克终疏》,其中说道:“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还揭露唐太宗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在用人方面,“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
魏征所说是贞观中期的情况,魏征之后,这样正直的声音就少多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评时政:“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等等。这些批评的存在,是全面了解贞观时代的重要参考。
社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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