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万青少年，3万在留守
刘思圆，11岁，潜山县天柱山镇河西村人。对于这个腼腆的女孩而言，年龄多大，留守的时间就有多长。
8个月大时，刘思圆的父母就外出打工;十多年来，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乡陪她。长年的留守经历，让她说话的时候几乎都低着头，“有时一些心里话，不想和别人说，就只能自己写在纸上”。
据潜山县统计，目前这个国家级贫困县近60万人口中，外出务工人员约12万，农村留守儿童比例达90%以上。潜山县目前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6万多人，留守儿童近3万。
以潜山县天柱山镇河西村为例，河西村林郭慈贞纪念小学校长周晓春统计，目前该校学生共有109人，留守儿童的比例在93%左右，“女生占比稍微偏多一点”。
由于缺乏来自父母的直接保护，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生活失助、学业失教、安全失保、心理失衡等现象。
华中农业大学的老师张莉华带领学生志愿者在潜山县开展“雨露·中国”蒲公英支教活动。她和学生在与留守儿童的接触中，发现留守女童往往表现出：细心敏感、希望人陪伴;对年长于自己的异性容易产生信任和依赖;安全知识匮乏、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等特点。
留守女童不知该求助谁
社会调研报告《潜山县农村留守儿童现状调查》显示，从留守儿童管护的情况看，父母同时外出务工，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管护的，占总数的52.6%;由亲戚朋友托管的占6.5%;留守儿童自我管护的占17.3%;此外，留守儿童与留守在家的父亲或母亲一起生活的占23.6%。
事实上，所有留守儿童，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上，都表现出很强的无助感，具体到女童群体，一些问题则更加突出。
记者采访中，很多留守女童反映爷爷奶奶很少能回答自己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由于是隔代教育，一些留守女童表示，平时沟通并不多，遇到生理安全方面的问题时，“不晓得问谁”。
潜山县天柱山镇林庄村的吴贻芬(化名)今年14岁，从1岁起就留守家乡由爷爷奶奶抚养;几年前爷爷去世后，她与奶奶相依为命。“奶奶身体不好，有时候好几天都躺床上不能下床。”她说，青春期时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只好问学校里的同学，幸好一些有过经历的同学教她怎么处理。
刘思园10岁时开始发育，但并不具备生理知识;当初次来月经时，她吓得跑去找奶奶，说：“奶奶我身上疼”，这才被发现。
记者采访中发现，留守女童对青春期大多经历过恐慌到一知半解的状态，她们的青春期知识大多来源于身边的伙伴或者奶奶。“雨露·中国”蒲公英支教活动的大学生志愿者告诉记者，他们在支教过程中发现，留守儿童的生理知识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所以“性教育”是他们支教的重要一课。
此外，留守女童的安全问题也比较突出。潜山县妇女联合会主席严爱莲介绍，现在农村的学校由于生源少，往往不是一个完全的校区，往往是好几个年级的学生聚在一个班级上课，即所谓的“复式班”，一般被称为教学点。
“有的教学点往往只有一两个老师，从老师的角度而言，长期住在交通闭塞的村里，身边缺少可以交流的同龄人和家人，往往也会造成他们做出异常举动。”严爱莲说。与此同时，农村地区针对女童的心理、生理、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十分缺乏，留下了女童保护的安全隐患。
记者在潜山县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多个部门均有涉及到留守儿童帮扶工作，留守儿童的活动也更加丰富多样，但总体而言存在安全知识教育匮乏、帮扶活动碎片化的问题。严爱莲坦言，妇联工作的职能很多，但是手段很弱化。
父母已然缺位，社会力量如何补位?
记者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都强调，父母始终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必须要让一些家长特别是农村家长意识到，自己作为子女第一监护人的责任和义务。
“许多孩子都是因为离开监护人的视线而发生意外。一些家长认为把孩子送进学校就可以了，这种法律和责任意识的缺失是必须补上的一课。”严爱莲说。
那么，在留守儿童父母已经缺位的现实情况下，社会力量又能做什么?
潜山县妇联工作者、村级组织和志愿组织等建议，首先应当建立起孩子身边的救助体系，发挥村级组织的力量，动员村级妇联工作者、学校、留守妇女等多方面参与，拓宽留守儿童向身边人求助的渠道，尤其是留守女童，要确保她们在遇到突发状况时能及时获得有效帮助。
同时，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支教留守儿童、心理咨询等志愿活动常态化。儿童保护专家们建议，搭建合格志愿组织的平台，由志愿组织对项目从专业角度进行细化，将活动方案、所需的资金、责任划分清晰明确。让政府可以找到成熟的志愿组织，将支教等志愿活动变成政府购买的一种服务，使留守儿童的帮扶活动能够更加专业，也更有针对性，形成长期有效、常态化的帮扶机制。为留守儿童特别是女童提供除了家人、老师之外的心理疏导渠道。
另外，完善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政策，补充村级师资力量、加强其思想道德工作，开设安全知识教学课程等，都需要同步并进，力求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体系，保障留守儿童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