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驼背老父亲
当我的第一声哭啼降临人世的时候，父亲已经在风雨中走过了四十九个春秋。在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个秋天，我是一个涉世未深的二十三岁的青年人。他留在我记忆里的，一直是一个瘦矮的驼背的老农民形象。
一九八一年，我是一个师范生。当我那时第一眼看到《美术》杂志封面上罗中立的巨作《父亲》 ，我的心灵立刻为之震撼：如果白色的头巾换成光头，画中那个饱经沧桑的老农民简直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一辈子耕作在故乡的土地上，烈日早已将他的脸和全身晒得黝黑，犹如千年寺钟的古铜色。尤其是在夏季，火球样的太阳炙烤着江淮大地，父亲头戴一顶黄色旧草帽，身着一件灰色短裤衩，不停息地挥着牛鞭，吆喝着在水田里梨地打耙，这时，从田埂上望去，父亲赤裸的驼背犹如半个黑色的大球，背上的汗水竟然折射出一小处闪亮的高光。
农忙时，父亲在田间耕作；农闲时，父亲在田埂上放牛。日晒霜侵，风吹雨打，父亲干瘦的脸上过早地布满了皱纹。那些深深的皱纹，似大山的沟壑，如汽车的辙印，又像是巢湖北岸一望无际的稻田间的田埂，纵横交错。每年秋后，父亲的手脚就像老树皮一样干裂。到了冬天，父亲的手脚像是被刀剑划伤，总是出现了一道道口子。
父母一生生了九个子女，我排行最小。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闹灾荒，江淮地区哀鸿遍野，饿殍遍地，父母在绝望的悲痛中连续失去了六个子女，只留下大姐和七哥。在我少年时，在世的母亲每每回忆此事，总是泪水涟涟，悲伤不已。而父亲却像他那条耕地的老牛，沉默不语，即刻转身离开。可是此时我也发现，父亲那双老牛般善良的眼睛里噙着泪水，露出了哀伤，凄楚和迷茫的目光。
小时候曾经听母亲说，父亲是遗腹子。祖父在世时，是镇上的一家当铺的大掌柜，因而家庭还算殷实。祖父不幸早年病逝，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家境渐渐衰败。几年后，祖母被迫改嫁到一户贫穷的农家，幼小的父亲成了水池中的一叶浮萍，在亲戚家漂泊，在风雨中长大。旧时有指腹为婚的风俗，二十岁时，父亲和母亲完婚，在两间被人遗弃的破旧的土屋里才有了自己的家。可那年爆发了抗日战争，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父母不会读书识字，没有一分田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挣钱的.好手艺，他们只有靠给地主家长年累月地打长工来维持艰难的岁月。祖国解放后，村上绝大多数贫穷的家庭被定为贫农成份，而我家的成份被列为少有的佃农之列。虽然新中国的农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大多数村民渐渐改善了生活，可我家一个接着一个降生着小生命，太多子女的养育责任像是一座大山，沉重地压在父亲那瘦弱单薄的肩膀上，使得父亲始终在饥饿线上喘息着，挣扎着。
因为贫穷，父亲曾经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含泪将九岁的瘦弱的大姐送给了邻村的一家做了童养媳。母亲晚年告诉过我，虽然父亲从不谈及此事，可这件事在父亲的心中始终是一个难以抚平的痛。
因为贫穷，父亲成了一个驼背的男人。父亲中年，早晚在镇上粮站打零工扛包。有一次，堆像山一样的粮包忽然坍塌下来，扛包的父亲躲避不及，当场被压倒在地，吐血不止。医生说父亲内骨受到损伤，需要立刻做手术。然而家里一贫如洗，手术费是一笔天文数字，父亲吃些药后断然拒绝手术。从此，父亲的后背就永远背上了一个丑陋的罗锅，村上的大人小孩都叫他驼子。因为父亲后背的畸形，因为父亲不雅的外号，在小学读书的不懂事的我——父亲最疼爱的小儿子，甚至不愿意让父亲到学校开家长会，不愿意和父亲一起上街，不愿意在同学伙伴面前谈论到父亲。
贫穷， 成了父亲的标签。
然而，就是我这样贫穷的父亲，在六十年代和母亲一起做了一件小事，让乡亲们谈起来总是竖起大拇指。
六十年代一个早春的清晨，母亲去镇上粮站给父亲送早饭，大路上捡到了一个小布袋。到粮站后，母亲解开布袋绳，惊讶地发现，里面装有四十张十元钞票。母亲说：“这么多钱，丢钱人一定要急疯了。”父亲放下饭缸，摸着一张张崭新的钱，说：“是啊，谁丢了这么多的钱，都会急得要命的。我们得想法子找到丢钱人。”母亲说怎么找呢，父亲寻思了一会，说：“把钱给站长，让站长把钱上交派出所，派出所会找到丢钱人的。”就在父母去找站长的时候，他们看到会计室门口有一群人围着一个老汉，老汉捶胸顿足，额头大汗淋淋，不断哽咽地说：“我对不起儿子，我对不起儿子，这么多的钱，我不活了。”父母上前打听原委，原来老汉的儿子是大队书记，昨天从银行起了四百元钱，派他今天来粮站给整个大队买春耕种子。因为一心赶路，身上流汗，老汉路上自然解开了腰带，却不慎将怀里的钱丢了。在核实了钱数和布袋后，父母立刻把钱布袋还给了老汉，老汉当场跪下，感激地说：“找不到这钱，我儿子会被冤枉犯了贪污罪，会坐牢的。你两是我家的大恩人！”
四百元钱，在今天，远远不够大酒店里的一桌酒菜钱。可是在父亲那个年代，那四百元钱，足够将我家当时的土墙茅草屋变为三间敞亮气派的红砖大瓦房。
记忆里，也就是我这样贫穷的父亲，一生只识自己名字的三个字，却和母亲一起，在七十年代初，把七哥培养成为我家生产队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在八零年秋天，把小儿子送到了张志忠将军创办的师范学校。为了让七哥和我能够顺利地在校读书，大约在六十年代末，父亲开始在晚上偷偷地做起了花生米生意。每年中秋节后，东方天亮前，父亲带着扁担麻袋悄悄地走出村庄，晚上月亮升起后，父亲悄悄地挑回一担花生，汗水浸透父亲的对襟褂。母亲深夜在煤油灯下一粒一粒地手剥花生米，然后用滚开水浸泡，沥水后用粗盐腌制一夜。第二天，将花生米在阳光下摊晒一整日，晚上即可用细沙和晒干的花生米一起在铁锅里翻炒，直至锅里的脆响声渐渐停息。筛过细沙后，父亲秤，七哥或我用报纸或书纸将花生米包成三角包，最后用大铁皮桶将花生米包装起来。在那个生活极其贫困的年代，父亲制作的花生米方法简单，但吃起来味道却极香，是下酒的好菜，也是村上男女老少非常喜欢的零食。
无论月明星稀，还是寒霜冷风，父亲总是不顾年迈体衰，夜晚带着手电筒，腋下夹着装有花生米的小铁桶，一个人走街串巷，挣着利润极小的辛苦钱。可是，在那个政治运动的年代，一个农民私下做花生米生意，被看做是投机倒把，自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家后面的一个后生为了积极追求政治上的进步，告发了我的父亲，并带着几个持枪的民兵把父亲抓到了大队部审讯。第二天早晨，雪花飘零，头发花白的父亲胸前挂着写有“打到投机倒把分子”的牌子，被民兵押着和其他几个右派分子游街示众。之后，父亲接着被关起来，在大队部学习班改造了十一天，每天学习文件，打扫大街和厕所。尽管父亲受到这样的打击，可是在一天傍晚回家的时候，看到我在埋头写字，父亲深陷的眼睛里又露出了欣慰和期望的目光。
父亲晚年，适逢农村实行包产责任制，我又走上了讲台，家境愈来愈好。他本应多享几年天伦之乐，遗憾八七年春天在医院被查出了胃癌。到了深秋，父亲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