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老屋散文

我家的老屋散文

　　我家的老屋，在渭北旱塬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

　　如今的老屋，已经成了一捧黄土和一片洋槐树林。

　　绿树浓荫的树林，如今成了父亲的寄托，成了我们对亲人的一片思念。

　　记忆中，老屋很美。典型的北方八卦窑洞。童年，就在那里升起。

　　老屋是一座四合院，崖边上长满了酸枣树。精致的门楼，典型的清末风格。门楼中央，有祖爷刻写的颜体“清河安泰”四个楷书大字。黑色的门框，红红的字。门前，一颗硕大而无法考证年龄的国槐树，郁郁葱葱。春天，可以在槐树枝拴上麻绳，孩子们荡秋千，夏天，摘完槐米，可以几家人在树下乘凉拉家常。国槐树东边有一颗长满刺的皂角树，总是能听见皂角随风互撞的声音。西边，有一颗如弓的老洋槐树，犹如瘦骨嶙峋的老翁，经历着岁月的淅沥。

　　老屋东边有个土场。土场是过去给牲口垫圈取土用的，而此时已经长满了各种杂木。最有印象的是那颗大核桃树，每年白露前后，绵绵秋雨的核桃树下，总有孩子在等随风飘落的核桃。在院子里边，可以捡到脆甜的酸枣。

　　再往东，是马家大院，人去院空，一片杂草丛生。据说一家十八口死于匪乱。

　　老屋，过去那种热闹的景象，大部分都是父辈童年的记忆。

　　在庄子的西边，是一长排场面的窑洞，功能各有不同。

　　西边面朝东的那个独立的窑洞，是祖爷的中药房和小私塾。祖爷是村里的秀才，村里人称他大车村的能成人。听大姑姑说，他不爱说话，每天没有病人来看病时候，总是抱着一本封面发黄的书。院子里，大黄马惊了，他都不理。有人来看病，只有大姑姑才可以进他的窑洞告诉他有病人。这当然是大姑的特权。村子里的爷爷辈都是他的学生，时不时，屋子里还偶尔传来“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朗朗书声。听说，爷爷是经常挨教尺的那一位。

　　据说，祖爷的风水，是他自己画定的，在离家十里地的张家堡村。二伯说，当时去看风水，雪地里，架起木炭。祖爷是等一个路人背着一块木板走过来才画定了坟地的四至。还真的就发生了。太阳快落山了，一个人背着块木板蹒跚而来。祖爷的墓地就这样自己选定了。

　　祖爷去世，祭事筹备了整整一年，崔木镇的白酒，邠州城的点心。下葬的那一天，叫花的叫花棍在坟墓上插满，比哭丧棍还多一倍。八十年代，跟着二伯去县城，他引着我，去坟上烧香祭奠，也仅仅那一回。

　　糖坊院，时不时飘出脆甜的糜子米糖香味儿。总有一群调皮的孩童围着院子打转，时刻准备着趁大人不留意，拿着糖就跑。那是父亲和他的伙伴。

　　再往西，就是豆腐坊。豆腐坊里，一家人不分白天黑夜的忙乎着，豆渣拌葱花烙饼。父亲，母亲总是吃的那样的香。说句心里话，我是不稀罕那东西，但是，每次眼巴巴的等着母亲调好的那碗豆花。母亲每次总是偷偷地给我端来，怕几个伯伯和娘娘看见。

　　后来，到解放初了，爷爷当家，其实，是奶奶当家。

　　再后来，大伯参加了解放战争，最爱看他的军功章。二伯当家，总是拿家里的土蜂蜜哄我高兴。每次玩蜜蜂，蜜蜂刺扎进手指头，我便大声哭喊。老人跟着急，四哥和五哥最坏，总是看六子（我的乳名）的热闹。

　　爷爷有五个儿子，父亲老小。父亲是奶奶最不喜欢的一个，生下来，被奶奶放到村前的`文昌楼旁边不要了。大妈抱回家，用面糊糊养大的。因为父亲称呼大妈为姐姐，才知道的。大妈去世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哭的很难过，很伤心。

　　等到我有了记忆，家里孩子特别多，已经分家了。我们姊妹二十四个，春天我们玩跳房子，打秋千。父亲总是很快就爬上了院边那颗老柳树，折上柳枝。为我们做哨子，编凉帽。那时候，几个大哥哥已经结婚了，每天一群人总是跟在嫂子后面乱起哄，喊着自编的顺口溜。

　　慢慢的，父亲把我送进了村里的小学，说是学校，其实是一座古庙。大红木门，那蓝色的院墙就是监狱。墙上的瓦烁，刻满了花鸟鱼虫。屋檐雕刻的总是那样的繁琐。早读，看着那些布满刻花的屋顶，总是想着我们的老屋。

　　如今的老屋，随着岁月流逝。留下的只是一抹阳光和小树林。一丝的凄凉，伴随一米阳光，变成了永恒的记忆。

　　岁月的沧桑，无尽的思绪。思念老屋，想念童年。我爱老屋。更爱屋檐下生活的你们。亲人，伙伴，还有扎我大哭的小蜜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