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在烽火的年月散文
马家骏老师的一篇短文（见本博《回望远村访王保京》一文），使我想起在“烽火”的年月。那是1960年的一个秋天，我从陕西师大来到礼泉县烽火公社烽火大队，是参与修订公社史《烽火春秋》稿件的。
1958年，我陕西师大毕业，作了中文系《写作课》的助教，59年下放凤县劳动锻炼一年，60年春回校。正当备课即将登上讲台之时，接到通知，就来到了“烽火”。
领导说：“这次抽调你们来，是为了加强写作班子的力量，提高稿件质量！”原来，从1960年3月起，由与我同班毕业、也留校做了助教的胡仰光带队，已领过两批数十名学生参与，写了数十篇稿子。由于写社史是件新事物，是开始摸索着写的，大多都是半成品，需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少走弯路，提高质量。就调来一批“笔杆子”加盟。记得有出版社的陈策贤、王尚均，团省委的李语词、陕报的袁宗、师大的刘金瑜、张天恩、张运慈、魏志勤、冯延贞、姜继业、段维沛、段学贵、王施林、李景毅、邓振旅、高云光、尚高乐、贺贵德等。师大先后有40多位师生参加，是这支写作队伍的主力。其中不乏“写作高手”，如段维沛就是。他常有佳文华章，刊于《西安日报》，令学校文学爱好者倾慕。他就与我住的同屋，于写作道道，很谈得来。
我所住的这个“烽火”，老村名叫白灵宫，是全国劳模王保京的家乡，礼泉县北一个不大的村子，有60多户人家。此地位于泾河岸边，一抹平地，土质肥沃，风景优美。也有少量沟壑地带，但林木连片，花繁果茂。还有农技校，水泥厂，砖瓦棚，饲养房，是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新型农村。
当我看到她时，是满心的欢喜！心想能在这儿深入生活，从事写作，倒是最理想的地方。由于我家在韩城，出身农村，熟悉农事，又同说的关中话，是一片温馨、亲切的感觉。
但我去的时候，却正直“三年困难时期”，偶觉白灵宫的秋天，有点萧瑟之韵：树木凋零，落叶哗哗，村落大地，有点冷意。还在吃食堂，饭菜一般。在这里改稿，确实有点艰苦。
不过，村民的劳动，生活，还是正常的，可喜的，乃至是热气腾腾的。我们住在农民家里，一天可以与他们拉家常，谝闲传，协和相处，亲如一家。
按编委会安排，半天劳动，半天改稿。改累了，或脑子转不动了，就到野地里、泾河岸散步转悠一趟，回来再改。因任务紧，时常熬夜。就这样，我们一直呆到入冬，过年，再春、夏、秋、冬地坚持走访，改稿、讨论，复审，再改。三番五次地改，八遍十遍地改。于是，材料不过关、补充采访的有；与史实不符，核对复查的有；语言不通俗、打回返工的有；基本不可用、推倒重写的有……
我承担的稿件有三篇。《党的'儿子》和《张德生书记来了》两篇，均由王保京口述，《铁水红心》由外村的李根印口述。虽文章的口述人，署名只有一两个，但为了写好一篇短文，写好一则或几则故事，是要采访好多人的，不然，材料挖不到手，其定题，立意，选材、提炼，尤其是人物描写，气氛烘托，语言运用等，都是无法下手的。为写《铁水红心》，我走山路，攀登九嵕山采访当时参与过选矿、采矿、背矿、炼铁的20余人，获得了一大堆资料，然后推翻原稿，重新定题，专写在炼铁、炼人中成长起来的两个年轻人。当这个想法得到肯定后，就骑自行车到赵镇铁厂住了几天，还在参观炼钢的同时，亲手动了长钎，在钢炉车间感受了一番，才把文章写起，得到大家的赞扬。真乃“虽苦犹乐”、“先苦后甜”的哦！
最欢乐、最开心的事，是稿子发表在《延河》文学刊物之时。有一位著名作家叫任时增，说的一口陕北话，满腹经纶，为人随和。他是《延河》编辑，其任务是专门为刊物选稿。日日夜夜在读稿，选稿，审稿和改稿。像位主考官一样，凡写出的稿件，他说不行，就不行，他说可用，就准用。他来回奔波，往返于礼泉与西安之间，也是很辛苦的。
每当他带来新的《延河》月刊时，大伙都争着看。不管是谁整理的，都在一字字地细心看。看着登出的稿子，想着曾多次琢磨过、讨论过、甚至动手修订过的原稿，就像重温、“欣赏”着自己的文稿一样。由我整理的那篇《铁水红心》，就是在《延河》发表了的，那是许多包括参与口述人在内的共同成果。
这是真正的集体创作！作者是烽火公社的社员，我们只是帮助他们整理文字而已。是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是许多烽火人唱出的耕耘之歌，收获之歌。
写社史，是新事，是苦事，也是件乐事。
说是有个编委会，点子大家出，文章大家写，但其主事人，却是作家李若冰。就像他在西安作协热心扶植业余作者一样，他为这本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每一篇稿件，都是经他亲自过目，审订，甚至改定了的。那时，他挂职在此地蹲点，兼任县委和公社党委副书记。这位12岁从泾阳到延安，又在中年从延安回到西安的作家大腕，领其写作大军，摸着石头过河，探索编写农村史记，并非一件易事，其中难点，可想而知。
记得他从西安常来主持改稿会。每每来时，先把我们写好的稿子，逐一细读，然后“备课”，再事“讲授”，就跟讲课一般。所异者，不是知识“传授”和技巧“灌输”，而是提出看法，让大家讨论，然后吸纳各种意见，用不断“总结”经验的方式，指导此项工作。他一再强调，所写的事件，必须真实，不能编造，但还要有点艺术性。这个“真实”与“艺术”要相对统一的矛盾，一直困扰着我们，但都在他和大家的摸索、钻研中，得以比较完满的解决。这使我们这些初入写作之门的文学爱好者，受益匪浅。这些写作之道，是在学校课堂上学不到的，因此大家都很敬慕他，感谢他。
后来，我写过一篇题为《人格的力量》的文章，有一段《倾心大学生的导师》的内容，就是写李若冰先生引导青年写作功绩的：
“他与大家一起在田间干活，一起在地头采访，一起在黄昏时散步，一起在泾河上渡船，更多的是一起讨论、修订稿件……。为一篇两三千字的稿子，他一遍一遍地谈，一遍一遍地改，使大家学到了许多写作方面的知识和技巧。看到一篇一篇的稿件在《延河》上发表，一个个都乐滋滋的，那都是倾心并期盼大学生茁壮成长的导师——若冰同志亲手教出来的!”据我所感，“最大的收获是从若冰的创作实践和言传身教中，懂得了生活和文艺的源流关系--一个文艺理论上的根本问题。”
而我作为一名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在工作后期，与东风文艺出版社陈策贤、孔洛、王尚志几位一起，还拿上印出的初稿，骑车子到柳青、杜鹏程等老作家家里征询意见，然后又通读，总修，交编委会最后定稿。
就这样，在若冰先生的主持下，先后五十余人整整苦干了近两年的时间，终于在1962年12月出版了。当我1963年见到此书时，异常兴奋。见陕西作协副主席、资深评论家胡采为此书写了长达万把字的序文，像是“序曲”，而无疑由李若冰参与所写的《后记》，成了“尾声”，激动得我逐字默读，心潮翻滚，因为这毕竟是我们与烽火人经几百个日日夜夜，一起谱写的一曲壮丽的田园交响乐啊！
当我翻阅散发着墨香的页码时，已是1963年的春季了。那时，我已调至陕西音协。在福音里，我听到了这曲荡漾在泾河两岸的那些熟悉的音乐。
耳旁无声胜有声。
有泾河、甘河静静的流水声，有白杨树哗哗作响的沙沙声，有在田野与村民交谈的说话声，有在家里听到老大娘的纺线声，以及鸡鸣，狗吠，羊咩，牛叫，马嘶，还有伴着水车转动、车轮滚滚的烽火男女的欢笑声……
我一页页地翻阅着，默唱着书中所传出的每一首歌，是上下跳跃而游弋着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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