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来的京城幸福岁月散文
我和我爱人相识于北京某科研单位读研究生期间，相处三年订终身。那个年代实行福利分房，但只有结了婚的人才有资格参与排队，所以大家都是先结婚，后等待分房。我们于1994年春天登记结婚，没办婚礼。只是在领完结婚证后到路过的商店里买了些糖果，在单位附近的一个花园里将糖果分成几份，然后各自将糖果放到所在研究室的公共活动场所，这就是我们结婚的全部“仪式”。我们所得最早的祝福来自两位与我们素昧平生的老人：我们在花园里分糖果的时候，一对老夫妻携手走来并在离我们不远的木椅上坐下。他们恩爱的模样看着就令人感到温馨，于是我们走过去献上糖果，祝愿他们健康长寿，并告诉他们今天是我俩的结婚日。两位老人也很善解人意，忙不迭地说“喜糖，喜糖，祝贺，祝贺！”
由于我们双方都是外地人，在北京都没有落脚之所，领完结婚证后又各自回到了各自的集体宿舍。我们眼巴巴地盼着单位分房，可苦于资历太浅，分房一时轮不到我们头上。所以我和我爱人虽已结婚几个月，却依然各住各的集体宿舍，没有机会独处。
我们有个年纪稍长的女同学，她在外地工作的丈夫每次来京探亲都要带她到附近的一个高档宾馆住上几天，成了女同学们口中豪气而又浪漫的典型。受此刺激，我也发誓要给妻子一点浪漫。于是我决定豁出去了，也要带我妻子到同样的宾馆住一夜。可当我真要拉着她走时，两人心里又犯嘀咕了，一晚上花掉半个月工资，有必要吗？刚好集体宿舍附近有一个招待所，过去一打听，一晚上才十五元，便宜了十几倍！巨大的价格优势立刻击败了虚无的浪漫，我们决定在这里住一宿了。在拿到房间钥匙开门进去的一瞬间我们就明白“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了，房间在地下室，阴暗潮湿，两张单人床，一个破旧的木桌上放着一把热水瓶和两个带盖的白色陶瓷茶杯。这就是我们“洞房”的全部。我心里愧疚、失望，却极力掩饰这些情绪。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匆匆结账逃离，最后还因为我不小心打破了一个茶杯盖而赔偿了招待所五元钱。这个尴尬的“洞房夜”令我刻骨铭心，到现在我爱人还常拿这事揶揄我。
当时我们研究室有好几位出国留学逾期未归的研究人员，他们出国前都已分房。虽然这些人今后回国基本上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但单位仍替他们保留房子，钥匙通常由研究室领导保管。我们婚后无房的艰难终于触动了我所在研究室领导的恻隐之心，他把出国未归人员的一间房子借给了我们使用。房子在老式“筒子楼”的一楼，一个走廊供两两相对的六个房间进出。六个房间通常供三家居住，每家使用相对的两个房间，三家共享厨房和厕所。我们借用的是最里面靠北的那间，房间面积只有八到九平方米，里面乱七八糟堆了好多杂物。我费了半天功夫，把所有杂物集中到一个角落里并垒到一人多高，在杂物堆上盖上一块窗帘布以图美观。我们在腾出来的地方放上了自己添置的一张床、一个电冰箱和一个长方形折叠饭桌。饭桌带一块垂下来的桌面，需要时可以支撑起来。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家”。
当所有“家具”都搬进来布置停当后，我和我爱人关了门在屋里高兴得又蹦又跳。由于房子隔音效果很差，我们只能手舞足蹈却不敢出声，生怕邻居听到看笑话。自此，我们开始了延续至今的锅碗瓢盆交响曲。因为空间不够，我们连台电视也没有。有限的娱乐设备就是一台小收音机，闲下来两人就围着收音机听相声、歌曲、评书。有时连征婚广告也不放过，每当听到“某女”时，我都会对“欲觅”后面的内容格外关注，时常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条件往上套，发现大部分时候我都不会入征婚者法眼。幸亏我在需要去婚介所之前认识了我爱人。
就在这里，我们还经常邀请我们的朋友来“家”里作客。为了能够多坐一两个人，我们不得不把原屋主留下的体积大些的东西暂时搬出屋外。估计原屋主关照过邻居要他们帮忙照看家具，每次我们这样做都引得邻居格外警惕。因为要多放几套餐具，我们得把折叠饭桌垂下的桌面支撑起来，而为了这样，主人和客人都必须先各就各位，因为一旦桌面撑开，就没有地方供人走动了。我爱人的师弟和他女朋友就是在我“家”吃完饭后确立恋爱关系的，如今他俩早已成夫妻，恩爱至今。
我们的邻居是研究所食堂的老工人，祖孙三代五六口人挤在最靠外的两间屋里，倒也其乐融融。由于这里别的住户大多搬来又搬走，只有他们是这里的“常任住户”，在他们心里这里就是他们的家，所以说话行事都不太在意是否隔墙有耳。每天晚饭时是她家最热闹的时候，这时我们常常能欣赏到精彩的“广播剧”。下面一段对话印象尤其深刻：
小孙子：“不吃，不吃，一点都不好吃！”
老太太：“不吃是吧？来，给他接段狗肠子！”
小孙子：“好好好，我吃，我吃……”
我们在第一间借来的房子里住了不到半年就搬“家”了，“新”房在结构类似的另一栋老旧筒子楼的二楼。这同样是出国未归人员的房子，原先借住此房的同事终于熬到了分房。由于这间房子朝南，面积本来就大些，加上房子主人出国前腾空了东西，搬“家”可以大大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我们又添置了一台电视机，一个梳妆台。看着“新家”，觉得简直是“奢侈”了。两人又是一阵没有欢呼的雀跃，心里的满足劲儿无法形容。
我们搬到这里不久，我爱人的一个久未联系的老乡兼同学来访。我们带她爬上楼梯穿过走廊进屋时，一路上没有碰到邻居。招呼她坐定后，我们在公用厨房忙于做饭。只听到她在电话中对对方说道：“……到底是博士夫妻，他们家几乎占了半栋楼……”我们知道她在说谁，内心倍觉尴尬。我倒希望现实中“博士”真有这样的分量，可惜她太不了解北京了。
我们这里也有一家“常任住户”邻居。这是一个特殊的三口之家，由一对40－50岁左右的表姐妹和表妹那80多岁的老母亲组成。姐妹俩都是研究院所办企业的工人，听说都是在年龄较大后从农村顶父亲的.职来到了北京。因错过了婚配的黄金年龄，两人都未曾结婚，看架势再也没有结婚的打算了。这家人与我们的上一家“常任住户”邻居非常不同，她们十分安静，不到做饭时间几乎看不到人，也难怪我爱人的同学会有此误会。她们养了好多奇花异草，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打点花卉上了。作为这里先来的主人，她们刚开始对我们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但随着我俩对她们不懈的谦让，我们终于成
了朋友。她们经常邀请我们到她们房间欣赏她们精心打点的花卉，每次总能有新的看点。我们不再相邻而居后，有时还偶尔碰到姐妹俩，总免不了驻足亲切地聊上几句。
在第二间房子住了不到半年，我们又要搬家了。这一次不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而是因为我们所住过的两栋楼都要拆掉建新式住宅楼了。我们还是不到分房的资历，研究室领导考虑到我们的现实情况，找主管房子的领导说情，总算同意把一间原来用作办公、当时正被闲置的平房借给我们。平房位于一个封闭的院落内，我们亲切地称它为“小院”，听说是侵华的日军占领北京时所建的马厩。小院里有几颗高大的槐树，还种了不少月季花，一到春夏，景色迷人。平房的面积较上两间借来的房子都要大，缺点是没有水。幸亏院子里有一个厕所，厕所里有水龙头，我们就从厕所的水龙头接水来做饭洗菜。
别看就这样的条件，很快这里所有的空房都住上了人，大部分是象我们这样结了婚却分不到房子的年轻人。我们隔壁则住了一位单身男士，估计他是不想几个人挤一间集体宿舍而且有门路。这位邻居有半夜起来小解的习惯，他大概是嫌走到公厕去太远不方便，都是站在他门口对着月季花解决问题。夜深人静，这“哗哗”的声音格外响亮，每次都能把我和我爱人唤醒。为了避免让邻居意识到有人在“欣赏”他的音响“作品”而尴尬，我和我爱人都是用掐掐对方来相互会意。
在小院住了一年，我们又搬家了，这次搬“家”的原因是我们已经进入分房的“外围”名单了。托单位领导关怀的福，我们被允许与同事一家共享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说是三室一厅，其实面积总共不到七十五平米。由于当时同事的妻子已经怀孕，我们同意他家住两间，我家住一间。这次搬“家”居住条件又是一次巨大的改善，我们终于有了厨房和卫生间。厨房里煤气、自来水是现成的，每周有四个晚上单位定点供应热水洗澡。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再也不用到厕所接水做饭了。我终于又给自己添置了一个木质衣柜，从此那个跟随了我们几年的铁棍支架、塑料布外套的“衣柜”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们搬进来不久，这里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同事的女儿。一年多以后，这里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儿子。
与同事合住了两年后，我们终于等到了正式分房的那一天，欢天喜地地搬进了一套不到六十平米的套间。从此结束了“借”房的生活。
小院在我们搬走后不到一年也被拆了，以便在原地新建住宅楼。拆迁之前，尚在小院居住的原邻居们还在小院搞了一个小小的聚会，名为“小院之夜”，以纪念这个即将消逝的“家园”。连同小院，这些我曾短暂借住过却留下无限美好回忆的小屋如今都让位于高楼了，但在我的脑海中它们仍旧在原地完好无损，一遍一遍地放映着我和我爱人历经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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