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的困境与反思散文
现如今的中国还有什么像样的作家吗？你别给我说全国的作协会员有多少多少万，姥姥，那能说明什么？又不是卖烂桃子，堆大的就多值几个钱。其实只要你肯花钱，甚至随便请哪个作协主席吃顿饭都可以加入个作协。不信就看看人家中国作协会员李风臣吧，还是国家一级作家呢。人家一年就敢出版七本诗集，你们谁有这本事？此举能把中国当下所有的诗人都给活活气死。咋了，不服是不是？李白算什么，杜甫算什么？艾青算什么？海子又算什么？他们才写了几首诗呀。你还别撇嘴，谁说人家写的诗水平不高，不高能加入中国作协吗？不高能被评为国家一级作家吗？你加入个试试？给你们说，人家县委书记大人的诗也不白给，不信现有中国作协书处书记、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著名作家吉狄马加的赞词为证：“李风臣在那样一个沸腾的时代，不仅以他的诗歌表明心志，更以他不懈的人生追求，迈上了一个个昨天的台阶，从而成就了他的今天。应该说，他的诗集就是他的人生笔记，他的作品就是他内心的独白，他的语言就是他灵魂的舞蹈……这些充满着真情实感的作品，造就了一个不俗的人生。”（《经济导报》2005年8月19日）瞅瞅，那么大的作家都说好，权威部门都认可了，你们还有啥说的?至于后来不知怎的李风臣变成了个入大狱了，那是他自己不小心，关作家何事？这年头，只要你兜里有俩钱，又突发奇想附庸风雅，想不成为优秀作家都难啊。更何况如果你再机灵点儿，地震来了你含泪劝告一下灾民，在舞台上吼两嗓子“有党给咱们做主”，再昧着良心替灾民们发出“纵作鬼，也幸福！”之类的感叹，正确地引导一下舆论方向，那你想不成为文学大师都难上加难啊！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当下的中国，真正有思想有品格有独立意识有道义承担作家，却如吉光片羽，难得一见。是我们的民族缺少这种优秀的读书人的种子吗？还是当下作家的生存环境过于恶劣？我不想轻易下这个结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具有民主思想和独立意识的作家，在解放后基本上都放弃了写作。巴金的最后一本长篇小说《寒夜》写成于1946年，此后便鲜有佳制；曹禺的话剧创作在新的形势下也走入了死胡同，多年来满腹才华无处施展，只好空抛岁月，坐等白头；茅盾先生当官了，似乎再也无心搞什么创作了。只有一个老舍还在硬着头皮不断适应着这个突变的社会，试图保住作家的荣誉，然而他终究还是无法适应，选择了自沉于太平湖。沈从文倒是活了下来，但这种苟活也是以放弃写作为代价的。在沈从文的晚年，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已经落后了，不适应了。话里话外，透着深深的无奈。落后倒未必，改革开放后沈从文被重新认识便是最好的例证。但是不适应却是事实。为什么不适应？先生说了，解放前他的写作相对自由，没有人管你写什么，发表的杂志也多是同仁杂志，没有那么多的审查程序和政策规定；出书可以直接面对市场，只要有印数，书店很愿意印。只是有时有稿费不及时和书商瞒报印数坑骗作家一些钱而已。我们知道，作家的生存，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土壤，那就是公共媒体和出版业，没有这些就等于是断了作家的生存之源，写得再多再好有什么用？放在家里自己看吗？什么藏之名山，传诸后世。不过是专制制度下书生们无奈的感叹罢了。解放以后，所有的公共媒体和出版业，都紧紧操纵在政党的`手里，由政党发号施令召，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全由政党说了算，还允许你有自由思想和独立品格吗？而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品格的作家，其作品的价值必然会大打折扣。现在好了，如果你不按这个要求来写，无论怎样的作品，都不可能有问世的机会。就算偶尔有所疏忽，也必要亡羊补牢，封存销毁。这其实也就是沈从文、巴金等一代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无法再自由抒写而不得不搁笔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不按党的要求来写，那无异就是死路一条，写了也白写；如果像老舍那样按党的要求来写，也未必就能做得很好，稍有闪失，便只能自绝于人民了。长期以来，我们的作家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生长的，你说他们又怎么能写出那种有独立意识、自由思想和道义承担的作品来呢？高行健的《灵山》并不是怎样出色的一部作品，与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比起来都显得软弱而缺乏力度和深度。但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也只能在国外出版，虽然享有获得诺贝尔的殊荣，仍不能在国内公开发行。
应该承认，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和近年来网络媒体的异军突起，作家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但仍然很有限，公共媒体和出版业的所谓开放只不过停留在一些表面的姿态上，其实质并没有大的变动。尤其是八九以后，这种一度松弛的现状立刻又被紧紧地控制了起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网络也在面临着一次又一次清洗。在这种情况下，基层作者又是在一种怎样的情形下讨生活的呢？我认识一位作者，写了半辈子，想出版自己的长篇小说，他首先面临的就是出版部门的严格审查，三番五次修改后，终于可以出版了。接下来出版社便向其索要书号费编辑费审阅费印刷费等等，高达数万元。可怜一个县里的作者，穷经皓首，写了这么个东西，被改得面目全非不说，还要全部由作者承担市场风险。否则就别想问世。最后他咬咬牙向县农行贷了几万块钱的款，然后拉回来半屋子书，现在整天东奔西走，求爷爷告奶奶地卖书还贷。一个作家，当公共媒体和出版业不但不能为其谋福利，反而成为进一步盘剥作家的工具时，作家还能有别的生存出路吗？最好的选择大概就是别当作家了。再看看那些把持着公共媒体和出版业的人们，由于长期以来靠国家供养，与作家关系疏离淡漠，早已不是原本应有的鱼水关系了，所以自然就养成了一种衙门作风，高高在上，可以对作家指手画脚，甚至个别编辑以能挑出作家手稿中的错别字为高明，靠他们来提高文学作品的品位发掘优秀的文学人才，无异于缘木求鱼。我就曾听说陕西已故作家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曾被一些这样的部门认为“很平常”，“没什么特别的”等等，差点被打入冷宫。著名作家尚且如此，那些默默无闻，长期坚守真诚写作的人们就更可想而知了。他们又能有多少机会把自己的好作品成功地推到读者面前呢？
然而精神文明还是要建设的，文学总是需要繁荣的，文化总是要发展的。正如我们那位作协女主席所说，我们堂堂大国还是养得起几个作家的。哪怕只是一些虚假的繁荣，至少也需要做做样子，撑撑门面，以证明在世界人面前我们还是很有文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投机钻营之徒、伪作家、伪诗人便如蝇逐臭，开始粉墨登场了。他们削尖脑袋，认准风向，抓住时机，邀媚献宠，写鬼词的写鬼词，含泪劝告的含泪劝告，现实的需要成为他们最大的追求，追逐权贵是他们的晋身之阶，沽名钓誉就是他们最终的理想，什么自由啦品格啦，什么良知呀道义呀，说那些东西有用吗？不当吃不当喝的，顶个屁。于是乎，我们触目所见，见怪不怪，甚嚣尘上，上当受骗。这种欺世盗名的作家与文学史上真正的大师相趋甚远,或者说是南辕北辙。如此,我们还能指望有什么大作家和好作品出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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