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大娘的一饭之恩散文
仁大娘终于死了。“终于”不是对她老人家的诅咒，而是祝福。
仁大娘粒米不进已经两个多月，这对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来说有点太残酷，我不想让老人家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承受太多的煎熬和折磨。
接到仁大娘去世的电话，我当时就流了泪，匆匆地赶过去吊丧，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跪在仁大娘灵前嚎啕恸哭。我哭仁大娘是因为心有伤悲，因为心有不舍，因为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她。
我与仁大娘的渊源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那年秋季开学，我进入欢口中学读初中。因为年龄小（刚满十二岁），离家远（抄近路十六华里），父母不放心我住宿舍大通铺，让我寄寓在欢口街北头仁大娘家。仁大娘家离学校很近，出门向北过丰谷公路就到，相距也就二三百米的样子。
在我读初中的前一年，哥哥已在欢口中学读高中，也寄宿在仁大娘家。从此，仁大娘家就成了我们兄弟两个的又一个家。一早，我跟着哥哥从仁大娘家出门上学，晚上下了夜自习再跟着哥哥回到仁大娘家休息，感觉比在自家家门口上学还要方便许多。
父亲的义兄，我的仁大爷是个买卖人，当时尽管已是花甲之年却几乎每天五更不到就起床，骑着大金鹿（自行车）到四十里路外的鱼台贩豆油回来卖，一年四季风雪无阻，买卖不大却是相当辛苦。花甲之年的仁大娘也做买卖，仁大娘的买卖更小，逢集上集，只卖些针头线脑、铅笔橡皮之类的小玩意儿。
所以，仁大娘家的经济并不宽裕，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土墙院子，三间低矮堂屋，两间窄小西屋，一间更其窄小的东屋，都是土墙屋子。
我和哥哥就住在仁大娘家的那间小东屋里，屋子实在窄小的可怜，靠后墙一张小木床，靠窗一张小木床，床头再放一张小木桌，再没有能够插脚的地方。但就这么一间小屋子却住了我们三个人，另一个便是仁大娘家的小儿子，我称之为四哥。四哥也在读初中，但我们不在一个学校，他读的是欢口小学的带帽初中。
我们兄弟三个都上晚自习，每天都很晚才放学回家，仁大娘就每天都要等到很晚才吃晚饭。仁大娘主要是等四哥，四哥是晚自习回家后才吃晚饭，我和哥哥则是每天都在学校吃过了晚饭的。但是，不怎么宽裕的仁大娘总是多烧些稀饭让我和哥哥再一起喝，特别冬天，仁大娘说喝碗稀饭再上床，身上暖和，能睡的更安稳。
仁大娘像是知道我和哥哥喜欢什么，要么绿豆稀饭，要么扁豆稀饭，要么豆扁子稀饭，都是我们特别喜欢并且在我们家也很少喝的上的。有时候晚自习放学晚了，仁大娘就特意给我们留着，等我们回来了再拿到炉子上温热了给我们喝；还有的时候甚至用碗盛了亲自端到小东屋里，看着我们喝完了才满意地拿了空碗离开。
仁大娘的'热情开始的几次曾令我颇感为难，听她话把稀饭喝了吧担心肚子受不了，直言不饿推拒了吧又担心辜负了她，何况稀饭散发出的诱人豆香也实在难以抗拒。所以，我就等待哥哥看他怎么做，他喝我就喝，哥哥呢，总是犹豫一下之后看看我，然后乖乖地接过碗呼呼地把稀饭喝了。我们的“软弱”肯定助长了仁大娘的气焰，导致后来仁大娘再要我们喝稀饭我们只能选择“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也许正应了“马无夜草不肥”这句老话，原本单薄瘦弱的我到初三毕业的时候居然长成了个胖墩儿。
哥哥考取大学后我接着在欢口中学读高中，继续住在仁大娘家，仁大娘一如既往地烧稀饭给我喝，不巧家里改善伙食还提前给我打招呼要我到她家里吃饭，我不吃的话留到晚上也要看着我吃了才作罢。
从初中到高中，我在仁大娘家住了六年时间。在这六年时间里我根本记不清到底喝了仁大娘为我烧的多少碗稀饭，仁大娘也从来没有因为我给她带来那么多麻烦对我使过脸色，甚至正被自己的子孙惹得心烦看见我到了也立刻换了脸孔，和颜悦色地招呼我“我儿回来了”，令我私下里许多次都心生怀疑仁大娘是不是太偏爱我。
仁大娘有四个儿子，会不会对我这个“仁侄”偏爱有加我说不准确，但有一点我还是能说准确的，那就是仁大娘从来没有慢待过我，没有拿我当过外人。仁大娘呼我从来只有两个字——我儿，这让我特别感到温暖，特别感到有归属感，从来没有过寄人篱下之感。
应该是喝的实在太多的缘故，三十年过去，仁大娘烧的稀饭的浓郁豆香味至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遗憾的是仁大娘烧的稀饭豆香味犹在仁大娘人却已经作古，更遗憾的是因为自己营生惨淡虽也很想好好地报答仁大娘却总是做不到，想一想，不免遗憾之外又增几多愧怍了。
“一饭之恩死也知”，这是《红楼梦》中咏韩信《淮阴怀古》诗的最后一句。漂母的一饭之恩韩信至死尚且不忘，仁大娘的一饭之恩不更值得我永远铭记、一生感恩吗？
仁大娘是我的亲人，是好人，愿好人仁大娘永驻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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