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兰散文
书房新进了个挂架，寻思着架子上太空，该置点绿色植物的，便从办公室择了几株兰草，带回家种。正是下班时间，电梯里满满的都是人。
“不等春来才种啊？”有人问。
“不用的，这花贱，好养。”我笑着答。“贱”是闽南语，意指生命力顽强，有时也用来形容小孩子的调皮捣蛋。或者这二者本质上也有相通之处吧！
兰草真贱。养在水里也能活，种在土里也会长。腐叶土、泥炭土，甚至大路边建筑工地上装回来的沙土红土我是个偷懒之人，向来看见娇贵的人和物都要绕了走，兰草的随和不择，很是对了我的昧。只消一周浇一次水，那叶儿就能不断地绿下去，那芽儿就会不断地冒出来。即便不管不顾大半月吧，它也只是委委屈屈地蔫了脑袋白了唇，只要给它补一点水，一夜之间它又会精神抖擞地对着你眉开眼笑。
说起来，养它也是这几年的事。似乎是父亲走后才开始的。只是似乎，因为父亲是不喜养花之人。我只在他走后的那个中秋，在家门口枝繁叶茂的枣树下，看到一株枝叶肥绿的君子兰，亭亭地抽出两杆未放的蕾；一枝彼岸花斜斜地从它们中间挺身而立，旁若无人地盛放。母亲念叨着，奇怪，种下百合，却开出这种花。我没说什么，心里却纳闷地想，都说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的，父亲在什么时候种下了它们？他又怎么会让它们抱在一起，今日花开，才仿若有叶相伴？而君子兰母亲或许不知道吧，百合花又怎么可能不认识？
只是，种花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周末，或者晚上。放点喜欢的音乐。记得那一回，是初冬，大姐夫放弃了化疗，从福州回到德化。接他回家，安顿好，我便载了重重的一袋花土，到办公室种花。我给每一盆花培土，给每一盆花修叶，给每一盆花浇水。然后用剩下的土再种。一盆，两盆，三盆。门窗开着，办公室很空旷。微凉的空气，单曲循环，是齐秦的《花祭》：“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春天一过就要离开”
不久，大姐夫走了。大姐夫肩宽，个高，话少。那一年带父亲到医院检查，是我先拿到的CT片。我撇开父亲，想到走廊上给哥哥打电话，手机还没掏出来，大姐夫到了。可能是肝癌，我说着，便趴在他胸前哭了起来。肝癌会很快，他说。后来确诊，父亲是淋巴出了问题；而几年后把大姐夫带走的，就是肝癌。——他们走了，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便也跟着走了。
仓央嘉措说，“我生命中的山山水水，任你一一告别”，又说“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一件不是闲事”。对兰草而言，不用说告别，似乎连生死也是闲事。
有一回，是大前年的夏天吧，在朋友处看到一大一小两个修长花插，肥厚的白釉，青柔绿软的栀子。欢天喜地地拿回来种了兰草，把大的送给苏村，小的`留给自己，还嘻嘻哈哈地当众调侃说：“我们也情侣了一回。”其实我何曾跟他并驾齐驱地“情侣”过？从我的第一篇文章在他手头编过，认识他十几年，他就是我十几年的师长，十几年的父兄。
小花插上的兰草，长得真好。修长的叶子密密地斜织着，眉眼含笑。几个月后，有那么两天，忘了出差还是生病，总之我没去上班，它就不见了，摔了。同事知道那是我最钟爱的一盆花，便把花土和碎瓷片打扫得干干净净，一点都不肯让我看到它们的狼狈相。当然不舍。可那许多生离死别都只能一一作罢，一株兰草又能如何？笑骂一番“任性！我不过两天没来，你就自尽给我看么”，也就过去了。
大花插上的兰草，却没有长好。苏村是副刊编辑，总是深更半夜地改稿，生活作息没有规律，上班时间也不固定。何况他的案头正对着空调口，夏天的冷风、冬天的热浪，全都冲着那株兰草来。我跟他的办公室仅隔着一层楼，因此每次上去我都会帮它浇水、修叶，它却还是一副青黄不接、营养不良、病恹恹的样子，从来不给我好脸色看。过了一年，前年年底，我忍不住了，跟苏村商量着：“不如让它住到我的办公室吧？”他答应了。我便喜滋滋地搬了来，给它换土添苗，然后打电话给苏村：“来吧，看看你的‘女儿’嫁得好不好？”——他便真的来了，坐在兰草对面，笑眯眯地抽烟，喝茶，闲聊。没想到才一个多月，年后不久，他便走了。
一转眼，苏村逝去也快一年了，从他案上搬来的兰草依然郁郁葱葱。在我桌上四五盆兰草中，就数它长势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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