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放连环画走过的童年的散文
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农村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那时如能看到一本没有见过的连环画，好像比吃一顿肉还高兴。如拥有一本新的连环画，兴奋的晚上都不能入睡，是看了又看，看完后会精心地收藏，有机会再和同学交换阅读。我留念那时晚上伏在煤油灯下，白天依偎在父母身边，冬天趴在暖烘烘的被窝中，夏天躲藏在凉爽的树下里看连环画的情景，那满足感可不现在娃娃可以体验的。
忘了我是从几岁开始迷上连环画的，如今想起来，我的第一本连环画《闪闪的红星》是在公社当领导的财叔叔送的，我就像得到了宝贝一样。那个年代，战争故事广为流传，男娃们都有一种英雄情结。这种愿望，在连环画中得到了实现，我沉浸在《闪闪的红星》的故事中，书中的潘冬子好像就是自己。
那时小伙伴在一起，经常是以连环画交朋友，以其中的内容为话题，“谈书论英雄”，评判好人和坏人，有时争得脸红耳赤，可从心眼里感到痛快敞亮。有时就以连环画为剧本，模仿其中的故事情节，玩好人和坏人的游戏，可大家都想当好人，最后只好用划拳来决定角色分配，赢者就装正面人物。那场面往往会把人逗得前仰后合，笑得肚子疼，还有的开心地流下了眼泪。几十年后偶尔和那些小伙伴相聚，也会将那场面娓娓道来，开心一刻。
我生在那贫穷的年代，想买一本连环画也不是容易事，有时实在想看书了就找婆婆要几个铜钱到小卖铺里卖了再买了上一本，可这也不是长远之计，就想办法挣点钱。如上山摘金银花、采五倍子，砍些黄荆条；收牙膏皮、废纸等到供销社换几本书。
记得有一个暑假，见几个小伙们到一家附近的一个砖瓦厂搞农副业挣钱，到了场地一看原来是转运黄土，从一个地方背到另一个地方，很少干重活的我，几天下来，肩膀都磨破了皮，却只挣了一块五角钱，不过见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仍是非常高兴的事儿。日积月累，就有了五块钱，立即和几个好友跑到离家有十几里路程的小镇上的新华书店里去买书。书店里连环画丰富，让人看花了眼，就一头钻到连环画里面，不停地翻阅，每一本都爱不释手，每一本都想买，可惜钱不多，最后只买了五本连环画，当时不知有多高兴，生怕把新书弄坏了，就找一些牛皮纸给它们包上书皮。后来父母见我喜欢读书，到了镇上偶尔带上几本。爷爷在做家具时，还请木匠帮我做了个书箱，从此我就有了藏书的地方。或许是从那时起就养成爱惜书的习惯，包括后来读大学，很少用笔在书上做记号，重点都记在笔记本上，让书始终保持原始的美观。
连环画，俗称“小人书”，图文并茂，价廉物美，为二十世纪几代人喜闻乐见，广为流传于乡间街肆、学舍邻里，是融合了娱乐、教育功能的普及性文化读本。
连环画书虽然只有成人巴掌大小，可古今中外的名著都囊括其中，而且雅俗共赏，令人心动。因其少则数十、多则数百幅数量的图画，那带有故事情节的'绘本，就像电影中一格一格的画面连缀起来，娓娓展开故事，组合出一台可看的“戏”，读者便“乐”在其中，“迷”在戏中，接受新知、教育，进而随之喜怒哀乐。
说起连环画，其可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彼时中国，当数上海的通俗市民文化最为活跃，各类画报、书刊杂陈，成就了一批新文化运动的文艺家。50年代以后的《渡江侦察记》《鸡毛信》《李时珍》《西厢记》《山乡巨变》《白毛女》《十五贯》等，作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艺术特色的一流作品，成为中国美术史上无可复制的连环画艺术丰碑。连环画不论是高潮还是低潮，从未曾缺失过读者，可见其艺术生命力之强大。
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艺术进入发展的快速增长期，一时间这些“小人书”均成为热销、长销图书，不光满足了读者的需求，家长们甚至到了不惜花钱成套购买作为互赠礼品，勉励孩子学习的热烈程度，其广受追捧的景象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连环画创作的风格样式种类、技巧方法更是得到积极的拓展和丰富，艺术水准大幅度提高，大大领先于国外同行同类型的绘画读物，形成连环画艺术的鼎盛时期，呈现出特有的中国文化奇观。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些书箱和连环画还在，这些尘封多年的连环画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时，真是还有一种与故友重逢的欣喜之感。这些连环画已经泛黄了，可上面印有太多流年的痕迹，昔日情景仍历历在目。现在我喜欢写点小东西，或许就源于童年的连环画！每次发表一点小文章，都觉得是儿时看连环画的功劳！
如今连环画仍兴旺，制作比过去更精制，一代又一代娃娃们乐在其中，我那只有两岁多的孙儿竟然也喜欢上了连环画，每天都要看看自己喜欢的，看的次数多了，每次用那小手不是指的画面而指的旁边的小字，说出其中的内容，要爷爷奶奶给他讲故事，他们显然是比我们那一代人幸福多了，想读书是不用再愁了，但从他们身上仿佛看到了我的童年，从连环画中复制出我童年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