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姐姐,我是姑姑散文
昨晚洗漱完毕，正要关机睡觉，手机铃声却突然响起。这么晚了，谁还打电话？我边嘀咕边看，原来是大嫂，“这么晚了，有急事吗，大嫂？”
“我没事，就是想问你，春节能回来家里过年吗？”
“还有，今年儿女们都回来过年，春春（大侄女）也回来，你也回来吧……”
是啊！自从父母相继离世，十三年了，我没有在春节时回过家。大哥大嫂都是七十的人了，论理，今年我应该回去，更何况大侄女也回去了。偏巧，今年小叔子一家又去广州过年，我们是长子长媳，公婆也是年逾古稀之人，实在不能成行，只好允诺大嫂来年再去。
放下电话，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睡，想起了天国的父母，想起了大哥大嫂，也想起了那个年龄似姐、辈分却晚的大侄女……
我的家族是典型的老式家庭。大嫂在60年代中期嫁到我家。那时候，家里只有三个哥哥和大姐，我还没有出生。一年后，大侄女出生，取名春春，是父亲的第一个孙女；而我则在半年后来到了这个世界，取名红红，是父亲的第二个女儿，那是1968年的春天。
也许这种特殊的家庭关系，注定了我和侄女特殊的生活状态，但无论如何，我们彼此都将会长大。于是，那个年长于我半岁，却得喊我“姑姑”的人，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迫承担起看护我的责任，与我形影不离。然而，我先天的优势是骨子里长她一辈，待稍大一些，便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势，不服管教，如假小子一般，总在外面惹是生非……
一、第一次挨揍
大侄女性格沉稳，不爱说话，而我个性张扬，像个假小子，一天风风火火的跟着三哥疯玩不着家。在我眼里，她就像个特务一样老盯着我，一发现有风吹草动的“敌情”，立马就跑回家“汇报工作。”
记得那是六七岁的光景，一次手碰破了，无意中拉开家里那台古董般的“飞人”牌缝纫机抽屉找布和线包扎，却意外发现了一张旧巴巴的两元（贰圆）钱，虽然不知道它的价值，但结论是可以买到好多糖。于是，美滋滋的我见了小伙伴便炫耀，结果惹祸上身。邻居的一位大哥哥用一张崭新的两角（贰角）钱和我兑换，说他的钱如何新，如何好，说我的钱如何旧，如何破，去商店买东西人家都不要，如此等等。我竟然动心了，要和人家交换，大侄女不同意，不让我换。我板着一副长辈的嘴脸，还骂她少管闲事，并把钱换给了那个大哥哥。结果，大侄女一路小跑回家告状……
可想而知，我被母亲一顿胖揍。
那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挨揍。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两块钱在那个年代的价值，也懂得了偷拿钱物的可耻。但在当时，挨揍，除了能让我明白两块钱和两角钱的区别，再就是徒增了对大侄女厌恶感，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让她跟我的伙伴一起玩。
二、家人的尴尬
岁月在不经意间悄悄地溜走，我和大侄女也渐渐长大，家里的情况也愈加特殊，因为大侄女有了妹妹，而我也有了一个妹妹。为了避免争嘴吵架穿衣不公平的事发生，大嫂总是给我和大侄女，妹妹和小侄女缝制一样的衣服——无论是花色还是款式；一样的鞋子，偶尔，只是鞋上的花儿绣的不一样罢了。
那时候，已经是七十年代中期了，家人从我的出生地温图高勒，搬迁到苏古淖尔也有些年头了。大哥在乡镇上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常年不在家，偶尔开车回去，总要出去打猎，这是大哥的爱好，何况他还是民兵连长呢。而我们总在争吵斗嘴，到底是谁坐驾驶室谁坐在车蓬里?还是你在前他在后这样的问题？叽叽喳喳，吵闹不休，争吵的结果总被大哥一声怒吼：“你们几个大的，滚到后面去！”
父亲在村里当支书，常有旗里或公社（乡）的领导下乡到家里来，见到陌生人或客人来家，我们总要围上去凑热闹，撵都撵不走。于是，常有人问，“王书记，这俩个丫头哪个是你的，是双双吗，怎么不像？”父亲便尴尬地指着我们说，“调皮的这个是我的二丫头，那个是三丫头，另外俩个是我的孙女。”来人便讪讪地笑答：“王书记好福气！”
时间久了，我们也都习惯了，依然来人就兴高采烈地往前凑，任凭母亲或者大嫂把眼珠子都快递出来的使眼色，我们也无动于衷，全然不理会家人的尴尬。
三、掏麻雀蛋
据说，小时候我得了黑热病，差点死去，治好后，身体也有些弱不禁风。为此，母亲总感觉亏欠我太多，事事偏向我，还常提醒三哥和长我半岁的大侄女在外头要照顾我，不许别人欺负我。
记得是八九岁的时候，村里的女孩子们总爱在邻居家的院子里玩，因为他家养了成群的鸽子，我们喜欢鸽子起飞时呼啸而过的鸽哨声，以及在头顶盘旋不停的感觉。邻居家屋顶上有两排用巨大的梧桐树掏空后做的鸽笼，地面的压水井旁，还有用梧桐的枯树枝搭建的简易架子，供鸽子们喝水后暂时栖息。
某一天，一群孩子正玩的高兴，突然看见一只麻雀从枯枝的树洞里飞出来，不知谁喊了一句：“肯定有鸟蛋！”大家一拥而上，争着要把自己的小胳膊伸进枯树洞里掏鸟蛋，无奈，还是大侄女个头大，抢先占了位置，把小手伸进去，还真掏到了鸟蛋。我在旁边急的跳蹦子，可大侄女就是不让开，掏了一次又一次。我实在等不住了，鬼使神差，竟然一把拉过她的另一只胳膊狠狠地咬了一口，伴随着一声尖叫，大侄女就哭着跑回家告状去了。不一会儿，大嫂就提着笤帚来找我算账，然后，又拉着我和大侄女去找母亲评理。母亲捋起大侄女的袖子一看，一道血印，两个清晰的门牙齿印赫然在目……
多年以后，我学了医，从事了医学检验，内心常常会生出许多愧疚，为自己咬破侄女的胳膊，也为自己少不更事的冲动。
至今，在我的脑海里，还时常浮现出那两个清晰的牙印，挥之不去。
四、包饺子惹的祸
小时候，家里人多，自然吃饭的人就多，每到过年，全家人到齐了有十三人之多。在内蒙的家乡过春节有许多讲究的，其中一条，就是正月初一至初三要吃饺子，而且这期间还不能动刀，据说，是怕惊了灶王爷的驾，所以每年三十家里包饺子的排场都非常大。因为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我和大侄女很早就承担起洗碗刷锅，抬水洗衣，扫地收拾屋子，揉面做馍馍和擀皮包饺子等家务活。所以，每到过年，我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怎么有那么多的馍馍要做，那么多的衣服和被褥要洗，更可恨的是，还有那么多的饺子馅要剁，猪肉的、牛肉的、最难剁的还是骆驼肉的，再者，还要包上三天的饺子冻起来。哪来这么多穷讲究？烦死了！但怨归怨，活还得干，一想到大年初一了，就可以疯玩三天，年少的心还是蛮兴奋和期待的。
那一年的三十，家人照例又给我和大侄女安排了一大堆伙计，我俩先去抬水，因为那时我已经比她略微高了一些，所以自认为要抬后面，两人为谁前谁后争吵不休，总算把水抬回来了，但都噘着嘴满脸的不高兴，谁知往水缸里倒水时俩人用力不匀，把水又洒在外面，泥地下湿了一大片，被母亲斥责了一顿，心里的火更是蹭蹭往上蹿。
没多久，大哥把饺子馅剁好了，大家开始包饺子。那一年，记不起是怎么回事，在电厂工作的姐姐没有回来。往年擀饺子皮的营生就是姐姐的专利，她幹的皮又快又好，可以供全家人包。她不在家，只能我和大侄女轮流擀皮。不一会儿，我就感觉腰酸背困，要罢工，母亲只好让大侄女替换我，她有些不情愿，却也无奈。
母亲是那种做事特别严苛的人，她老人家包的饺子犹如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小而漂亮，特别匀实。见大侄女的饺子皮越幹越大，母亲提醒了一次，仍不见小，就有些生气了，说道：“幹这么大，还是饺子吗？这是我的家，饺子就是饺子，将来到了你婆家，哪怕你幹一个皮，包成包子我也不说啥！”
那时节，我们还小，思想保守又封建。只记得当时我正坐在炕沿上，听到“婆家”两个字，就忍不住抚胸开怀哈哈大笑，这一笑，惹得大侄女又羞又恼，扔了擀面杖，立时扑上来。我俩就这样在刚刚洒了水的泥地上滚来滚去，掐个没完。以往打架，总是我输，因为大侄女身量比我瓷实，但这一次她的脚别到了水缸下面的隔板下，所以我占了上风。尽管母亲一直坐在炕上包饺子，但她没有下来给我们断官司，只是扯着嗓门数落我俩。那天下午，偏巧大嫂也不在，否则，我俩肯定少不了她的一顿狠揍。事后，母亲恨恨地说：“这么爱打架斗嘴，以后把你们一个嫁到东边，一个嫁到西边，让你们再也见不到，看你们还怎么掐架？”
记忆中，那是我俩最后一次掐架。
多年以后，大侄女嫁到了东边的阿左旗，而我嫁到了西边的金昌。
没想到，母亲当年的一句玩笑气话，却一语成谶！
五、“六一”进城
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和大侄女一个班上学，我虽然小，但有点小聪明，所以成绩比她略好一些。小学毕业那年，班主任带我们去旗里（县城）照毕业照，大嫂特意给我俩做了新衣新鞋，把我俩美的，简直不知有多高兴。到了城里住到了舅父家，舅父给我俩每人一块钱。一出门，我就偷偷跑到百货商店（舅母在那里上班），买了一块钱的花糖，装了满满的两裤兜。大侄女却一分都没花，回家后把钱交给了大嫂，受到了家人的表扬。我除了被母亲冠以“吃货”“馋死猫”这样的绰号，还被警告以后再敢接受长辈给的钱，就剁掉手指的禁令。以至于后来，即使舅父或亲戚给钱我也坚决不要，于是就有了家人“到底长大了，越来越懂事”的夸奖。殊不知，因为这，我都有了心理阴影，这难道不是拜那个懂事的大侄女所赐吗？
年少时，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俩出去玩，惹了祸，回来后受“伤”的`却总是我，难道就因为我是姑姑？
升入初中后，我们要到离村子十五里地以外的公社（乡）去读书。父亲早早就托村里的木匠给我俩做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木箱子，还刷上了红色的油漆，很是鲜亮；母亲让大嫂给我俩置办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同款的白底印花的小瓷缸，里面配了各自的牙刷，以及中华牌的牙膏，还给木箱子上配了永固牌的小锁，叮嘱我俩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和钥匙；姐姐也托人带来了手织的，两件同款的红色一字领毛衣，上面用亮黄色的毛线绣了几只梅花，煞是好看！尽管织的有点小，但在当时，对第一次穿毛衣的我来说，却是最奢侈的一件衣服，仿佛脱了就会被她人抢去似的，所以穿在身上基本没脱过，直到它再也绷不上身了，才不得已让给了妹妹。
也许是第一次独立拥有自己的空间和私人物品，当初的情景，至今想起仍记忆犹新。
初三时候，我俩进城上学，大侄女住在她的姨妈家，我住在姐姐家，因为离学校比较远，父亲让大哥托已经调入百货商店工作的姐姐，给我俩每人选了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上学骑。此后，我俩虽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但不在一个班，俩人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
初中毕业后，大侄女辍学，回家务农，两年后村里入股梳毛厂，她和另外两个姑娘进城当了工人。我高中毕业后考入卫校，每次开学她都给我兜里塞几个零花钱。有一次，她看见我胳膊上的电子表坏了，二话没说就摘下了自己腕上的“梅花”机械表给我戴上，我不要，她硬说发了工资可以再买。那块表我一直带了好多年，直到它意外进水，无法修复，才被我收了起来。多年后，女儿在柜子里找东西，无意间看到这只很旧的表，问我家里怎么还有这么旧的东西，我说，那是妈妈上卫校时你大姐送的，虽然坏了，但要留下做个念想。
童年的我俩就这样，在叽叽喳喳的日子中悄悄长大，长我半岁的她始终像个姐姐一样关爱着大一轮辈分的我——有时替我背黑锅，有时帮我干活，还有的时候，背着家人偷偷给我通风报信。而我呢，多年以后，仍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她给予的一切——女儿从出生到小学毕业，每年至少一套纯手工编织的、人见人夸的漂亮毛衣套装，以及逢年过节的小节礼等等。
于我，却想不起回馈过她什么！
人到中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在我们这样特殊格局的大家庭里，尽管日子吵吵闹闹，拳脚不停，但打出来的感情和日积月累的亲情却已渗入血脉、沁入骨髓。虽然距离遥远，想念却如旧日。
马上就要过年了，知道大侄女今年终于要回家过春节了，我真心为她高兴，也为大哥大嫂一家人高兴。
因为，我是姑姑，她是“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