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候散文
一
小镇是长条形,像一截子干腊肉,扔在西秦岭山脉的土台上。镇子中间别着一条东西走向的藉罗路,破烂不堪。村子随意的摆在路两侧,路边是少有的几排两三层楼,装饰着门面。
藉罗路,听说是条战备公路,前几年修的,最多五年时间吧。修之前,砂石路,坐个班车,把屁股能巅成几牙子,尤其城里人下乡,走在这路上,那娇贵细嫩的屁股实在受不了,走一路,定会骂一路。路修好后,一下子洋气了不少,至少不颠屁股,不被汽车扬起的灰尘埋掉了。可这路,没走几年,就报废了。按理说不应该如此啊,时间不长,也没有多少大车压迫。但事实是这条路彻底废了,不是隔三岔五的塌方,就是随处可见的破损翻浆,大锅口一样的深坑让整条路显得狼狈不堪。
听说这条路到现在都没有验收。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挑拨和唆使之下,良心尽失的老板们干的豆腐渣。实在想不通,拿着群众的钱,修这么一条下三滥的路,政府不脸红么?老板能安心么?为什么当初就能交过差?为什么就没有人过问一下?讽刺的是,这条至今没有验收的路政府又要投钱重修了。那意思是,豆腐渣就不了了之了。
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年加宽这路,当时是记工分,全乡镇的人都参与了这条路的维修。我母亲背上一块干馍馍,扛着铁锨,早早就跟村里人一起去出工了。路维修结束后,母亲还受了表彰,带回了一个搪瓷盆和两条擦脸毛巾。白瓷盆,盆底印着几个红漆字,特别醒目。那个盆子我们家用了很多年,特别结实耐用。
说完了路,说点别的吧。在路东头,是小镇的中学,只有初中,没有高中。要上高中就得去另一个镇子,或者进城。不过我上学时,不时新高中。好学生全上了师范,中等的,极个别,上了高中,其余的,就全上了技校,最差的,自然就出门打工去了。
我上学那会,学校是东西各四排房子,前三排是各年级教室,后一排是教师宿舍。房子都是砖混的,红砖裸露在外,缝隙里填着水泥。屋檐上一根根松木椽直愣愣撅出来,挂着一串串灰尘,在我们的厮杀叫喊里飘来飘去。屋檐下,还有几个燕子窝,正下方的地上,铺着一层白乎乎的粪。一开始有燕子,捣蛋的学生老用石头打,燕子不得安生,就弃窝而去了,它们肯定怀着满腔愤怒。教室墙根下,冬天,我们排一排,晒暖暖,挤麻子,时间一久,红砖被磨蹭的光亮光亮。学校的四周栽着白杨树,都钻到了云朵里。后来,我毕业后很久,学校盖了新教学楼,拆了教室,砍了树,似乎跟我没多大关系了。
我上学那会,校长是我们村人。虽然跟我们家非亲非故,但觉得是一个村,心里暗藏着不知哪里来的一股骄傲。想来也是很奇怪哈。
再往西,是一些砖瓦房。接着走,是一家银行,当时叫信用社,现在叫农村合作银行了。这是镇子上唯一的金融机构。我对信用社有印象,是因为我三爷。我三爷是我们村的信贷员,也就是信用社在各村的业务代理人。他家里有个大铁皮柜,绿色的,钱就装在里面,我见过。那时候,家里穷,村里很多人也穷。每年二三月,青黄不接时,是父亲最犯愁的时间。因为一场春雪或者春雨来,麦地里就要撒化肥了。紧接着,清明前后,就要种洋芋、葵花、玉米了,还得用化肥。当时的化肥主要是尿素和磷肥。买化肥要五六百元,这可是个大支出,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咋办?贷款。父亲就去找三爷,虽然是亲房,能贷下来,但年复一年的`贷,实在不好意思,再说,年底,咋还,又是个问题。
后来,每次来镇子上,看着铁皮大门圈起的院子,我就常常想到父亲贷款的事。那时,一直以为钱是他们在院子里生产的,像制造作业本一样。
银行斜对面,就是我教学的小学了。我在这所小学没上过课,只考过几次统考。那时候,学校还是土房子。可能是我们学校小,每次来统考,就觉得这个学校特别大,大的老是找不见考场。学校门口有一棵弯腰驼背的柳树,每到统考,柳树下就摆满了小摊子。凉粉面皮、冰棍、作业本、橡皮、铅笔盒、糖葫芦、果丹皮、彩色铅笔、麻子、大豌豆,还有好多,都是我想要的。不过好多东西都是看一看,过过眼瘾罢了,因为母亲只给了五毛钱。五毛钱,买一碗凉粉面皮吃了,就没有别的了,虽然咽着干馍馍,衔着口水,但还是舍不得。什么麻子大豌豆家里有,没必要买。彩笔实在是喜欢,最后,思来想去,五毛钱都捏出了水,买了一个铅笔盒,背回了家,用了四五年。那是我上学用的第一个铅笔盒,之前,用的是装过青霉素的纸盒。
现在,柳树没有了。学生来统考,都是背着满书包的零食,装着满兜兜的钱,在小镇的几家商店里出出进进,再也不会拿着五毛钱为买什么而犯愁了。当年,那个买面皮凉粉的老人,或许早已经去世了。那个背着背篓买小玩具的人,也估计老了,孙子也上小学了。
学校的斜对面,也就是信用社隔壁,是戏场。以前,戏场是土院子、土戏楼。小时候,我们全学区的六一节目就在上面演。戏楼大多数时候空闲的,五月天唱大戏,就在上面。我在镇子上教学时,父母来看了几天戏。与其说是来看戏,还不如说是来看儿子。
戏场隔壁,是兽医站。我们村一个人在兽医站当兽医,那个人的大儿子跟父亲从小一起耍大,是铁杆。那个人常年穿一身藏蓝色的衣裤,戴顶蓝帽子,一看就是干部。兽医站以前常有牲口去看病,现在我们那里养牲口的人几乎没有了,看病的自然也就寥寥无几。我看过给牛打针,那么粗的针管,跟胳膊一样,牛站那儿,唰一下,在牛脖子上扎进去,牛没回过神,就已经打完了。给骡马打针就没那么容易了,有一次,我看见一头栗红色的马拴在木桩上,缰绳栓的很屈,马头抵在木桩上。穿白大褂的兽医刚凑过去,那马就撂蹄子,乱踢乱叫,性子暴烈。兽医叫两个人找了杠子,趁马跳起落下的一刻,插进两腿中间,一绊,那马身体一晃,像一堵墙,轰然倒地。那两人冲上去,压在马屁股上,兽医刚近马身,那马轰隆一声拾地而起,把三个人全都掀翻在地,脖子一扬,嘎巴一声,扭断木桩,拖着缰绳和半截木桩夺门而出,扬长而去。
那次好像是六一,我们爬在门口看到这一幕,惹得屁滚尿流的笑,结果被兽医站的一个小青年骂了一顿,赶走了。
兽医站隔壁是卫生院,我去过一次,没啥印象。我们看病,一般都去了另外一个镇子的卫生院,一是近,二是那里的大夫相比看的好些。
沿着路,再向西,一侧是林分站,一侧是邮电所。
再行,就到了乡政府。我的祖父退休之前曾在这里干过几年。他本来是可以干个官当当的,但当时我们家口大,人多,粮食少,养活不过来。在天水县委工作的祖父就被曾祖父叫了回来,在离家近的公社干,因为便于照顾家里。那时候的人,好像没什么进城不进城的观念,也没多少捞个官当当的欲望。人的活法,都很简单。后来,祖父上了年纪,就到了秦岭这个小镇工作了。
我上小学时,有一年六一,在祖父的宿舍住过两天,那时乡政府还是单面的几层楼。
后来,我做记者,有一年,当地一个村里群众反应退耕还林的事,同事接到选题后,拉我去做。我们冒着雨拍完,最后没有播出。乡政府的领导找了人,把我们的稿子枪毙了。后来,我们还做个一个粮食直补的曝光新闻。结果那领导跟我一个亲戚熟,问了我号码,联系我,但节目已经播出了,我也没有接听,就把那领导彻底得罪了。
过了乡政府,除了民房,就再没啥了。
小镇逢集的日子是农历的一四七。因为人少,即便逢集,也没多少人。除过初夏买农具、草帽啥的,还有腊月里置办年货,马路两边会摆好些摊子之外,平时,只有三五个小摊子,常年坚守着,卖点蔬菜、农药、农具。
这就是我所在的那个小镇,在中国万千小镇里,普通的可以被忽视的地方,养育着几万人的地方。在西秦岭末端,淹没在一千六百米海拔的山窝里,清苦、简单的推着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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