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叹编书如打牌的散文
二零零五年的下半年，我在开始撰写《道德经五解》（《道德经策注释译》、《说道·说德》）之时，曾冒出个编撰《老子集语》的计划，意在汇集散见于先秦诸子书中的老子之言。《道德经》一书，又名《老子》，因为这书的著者是老子李聃。老子李聃在百家争鸣时期，其影响力是超过孔子的。因为，在汉武帝之前的古代，社会上一直是以道家学说为主流；道家乃是黄老之学，始于黄帝，大成于老子；先秦的诸子之书，引用老子李聃之言的颇多，引用孔子之言的却不多。
先秦诸子之书，我所见识过的，除了《老子》、《孔子家语》，有《墨子》、《管子》、《晏子春秋》、《孙子》、《韩非子》、《荀子》、《孟子》、《庄子》、《关尹子》、《列子》、《尸子》、《文子》、《文中子》、《亢仓子》、《鹖冠子》、《鬻子》、《鬼谷子》；当然，我未见识的还会有的。我只要尽可能地搜集诸子之书，从那些书中找出并抄录所引用的老子之言，加以注释，《老子集语》就可以编成。我曾将这个计划征求北大教授许抗生、华中师大教授熊铁基、哈佛大学博士吴飞的意见，他们都是大加赞赏。但对我已开始撰写的《道德经五解》，许、熊二位老先生却不赞赏，只有吴飞表示赞成。
在我心目中，《道德经五解》是对《道德经》以略策、简注、科释、直译、详说这五种方式来理解，比《老子集语》的份量要重许多。却份量轻的反而被人叫好，令我不解。因跟吴飞乃是无话不谈的多年老友，便问吴飞：这是为何。吴飞说：你的《道德经五解》已可属于著述，《老子集语》属于类编，现在学术界喜欢编书，将著书与编书这二个计划同时摊出来，人家肯定是赞成编书。这让我犹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
编书，靠资料；著书，凭才力。编书的先决条件是拥有众多的书籍资料，这对学术界人士来说，较为容易，乃是优势之所在。尤其是类书、丛书的编集，需要很多书籍资料，普通人是很难办到的。著书是个人创造力的发挥，无须在汗牛充栋的藏书室里搜寻资料，只要拥有纸笔，就可以由思想说话、让灵感飞翔。当然，由思想说话、让灵感飞翔，这是要讲究思想深度和灵感创意的；思想深度和灵感创意能够如真如实地表达于文字，这就是才力。
人之有才力，是从勤学苦习中得来的'，并非以所处的阶层、身份为标志。当学术界人士纷纷趋走于行政职位，勤学苦习者越来越少，便只好凭藉既有的优势，热衷于编书，投机取巧地给文化市场添波助澜。
现在这个社会，物欲横流、人竞浮泛，文化市场繁花呈艳的背后，真正具有独到之才力的学者却是越来越少。而文化市场的杂彩纷纭，究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化的价值已由能否赚钱来衡量了。为了牟利，媚俗、哗众取宠、吸引眼球，使满纸皆是狂言、妄言、谬论、故作奇言的图书充斥市面。狂言、妄言、谬论、故作奇言之书，属于著述之类，这使年长一辈的学者在潜意识里对著书失去好感。而编书，资料取自古籍，这是不会离谱得太远的。
本来，编书是因为知识的丰富之后需要分类以利于吸收而产生的。但在现在的文化市场中，绝大多数的类书、丛书，也是为了媚俗、哗众取宠、吸引眼球。于是，同类、大致相同、几乎全部相同的书以不同的书名大量出现，完全是制造卖钱的废纸。在此同时，文化的责任，正被文化市场当作不值钱的废纸给丢弃掉！
仅以媚俗的角度而言，古人之书犹如扑克牌、麻将牌，现在的编书之人犹如打牌。这个要编这套丛书或这本书，那个要编那套丛书或那本书，无非是从一副牌中抽取若干张牌变着法子的进行作弄！
前年，《道德经策注释译》、《说道·说德》相继脱稿之后，我放弃了《老子集语》的编撰。这主要是因为我无能搜集更多的先秦古书，其次是有心研习老子李聃之思想的人自己会去寻阅先秦古书。
两个月前，我接到了编写《天台山佛道史》的邀请。当时，认为这是尚无同类的，并且可以深入史料，就答应了。却这两个月来，主编提供给我的史料，竟是完全已经成型了的天台山佛教史、道教史。这也就是说，我要参与编写的是一本书名不同、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于既有之书的书！
这几天，我思之再三，我还是算了吧，别去参与的好。我可不想打牌车麻将啊！
二零一一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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