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店里的孩子散文
妈妈把滚烫的豆浆舀进木桶，一桶一桶倒进大缸，兄妹俩就扒在缸沿上看陈师傅点卤。点卤是豆浆变成豆腐脑必须经过的一道工序。兄妹俩那时的身高只比装浆的大缸高那么一点点，将将可以看清缸里发生的一切。陈师傅把生石膏水慢慢往豆浆里倒，边倒边用一个长柄大勺在底部搅荡，约摸差不多的时候，大勺升到缸面，一下一下在豆浆上划拉，每划拉一次，浆面都旋出一个漂亮的水涡，带着尾巴旋转，兄妹俩也就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当豆浆渐渐有了浓度、有粘稠感的时候，陈师傅总会说声“好了”，停止动作，盖上缸盖。一日日地看，俩孩子也学会观察浓度了，完了也会情不自禁地说声“好了”，声调像极了陈师傅。陈师傅就惊讶地把上眼皮挑得老高说：“咿呀喂！孙妹，你的两个小精豆也出师了，将来不愁没接班人了！”。十分钟以后，这些豆浆就变成了豆腐脑了，缸盖子掀开了，陈师傅就站在向北的窗子下，开始压制豆腐和豆皮儿了。
有时候，妈妈会舀出一瓢豆浆或者豆脑，从围裙里翻出一个皱皱的纸包，将一小撮红糖抖进去，晃匀，递给孩子。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就对着远处喊一声。哥哥跑过来了，一看是豆腐脑，对着妹妹大喊：“豆腐脑——妹妹也——”有时是妹妹先跑过来，一看是豆浆，就对着哥哥喊：“豆浆——哥哥也——”。豆脑妹妹和豆浆哥哥就轮流把头埋进瓢里“咕咚咕咚”一阵子，然后满足地抬头，嘴巴“吧嗒”得山响，腮帮上两道瓢沿压出的红痕，自下而上，把笑意一直送到眉梢。
这是1970年前后，这家豆制品厂是街道办的一个集体企业，里面有十来个工人，妈妈就是其中的一员。那时候父亲远在河南的某矿山工作，母亲要养家又要带孩子，所以兄妹自小在豆腐厂长大。
之前，兄妹更小的时候，走路还不太稳当，妹妹就用大布兜兜在妈妈背上，哥哥就被拴在锅门口的大柱子上。哥哥大一点了，可以安全地自由活动了，妹妹也就自然从背上下放到大柱子上拴着。他们每天看着瞎子马不停蹄地推磨，不时用手摸索着把磨盘上堆起的豆子往磨眼中心攒聚，听着工人们穿着胶鞋在厂房中间“咕吱咕吱”来回走动的声响，闻着空气中弥漫的烟火味和浓浓的浆气，一天天长大。
豆浆也好，豆脑也好，都不是自家锅里的家什，属于集体财产，妈妈是不好意思天天弄给孩子喝的，时不常久地舀一点出来，大家不会说什么，母亲严谨地控制着次数。只在意会到别人的目光很友善的时候，才用葫芦瓢舀上半瓢，慰藉一下兄妹俩的肚皮，也慰藉一个母亲疼惜儿女的心。在只能望不能到嘴的时候，兄妹俩也从来不吵着闹着要，这让母亲很欣慰。
兄妹俩在屋里屋外自顾自地玩，玩出很多花样，最惊险的玩处是柴房。柴房在豆腐厂大院的西侧，很大，里面的柴禾堆积成山，兄妹俩总爱爬进去，捉猫猫或者寻宝。有时候在松枝上能舔到米粒大小的白白的蜜糖，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找到毛栗子。柴禾堆里如果有栗树枝，就会有遗落在枝头的毛栗球，四周长满刺。很小心地摘下来，捧到院中央，找块硬地，举起半块砖头砸，指甲大小的毛栗褐色透亮地滚出来，一次要是能砸出十几个，就是大收获。兄妹俩高兴得过年一样，放在嘴里一咬，鲜甜鲜香的栗仁瞬间陶醉了两张挂着灰土的瘦削的脸。
谁知这样的玩耍就玩出了一次险情。
那天妹妹唧哇喊叫地跑过来，一把抱住妈妈的裤腿，哭着说哥哥掉到柴山缝里去了。所有的人都放下手中的活往柴房里跑。柴房的柴禾几乎堆到房顶，孩子掉在那个缝隙里妹妹也说不清，眼看天要黑了，晚上煤油灯是不能进柴房的，水火无情，大家心里都紧张的很。妈妈在柴堆上大声喊着“大宝，大宝。”大宝在里面答应了，找到了，可是不把柴一捆一捆挪开，人在几米下的地方是出不来的。于是十几个工人齐心协力，快马加鞭，把柴禾一捆一捆往外搬，一直搬到可以看见大宝为止。
当刚刚从远处借来的手电筒的光柱照到大宝身上的时候，妈妈扑过去搂着大宝就哭，大宝也哭。大家过来劝：“孩子没事就好，哭啥呀！”陈师傅擦擦大宝脸上的泪，轻轻拂拭一下他脸上纵横几道带血的擦伤，用从未有过的慈爱声音问：“孩子，虚惊一场，不怕！陈伯伯给你买好东西吃！”
也许孩子从惊魂中走来，大人们最能表达安慰的就是给孩子买零食。可是问遍大小吃食，大宝都摇头。
“那你自己说，想要啥？”陈伯伯说。大宝指指豆腐坊，说：“我想喝豆浆。”一句话，大家的眼泪差点都下来了。
下班的时候，妈妈把锅洞里红红的炭火扒出来，用水洒灭，一阵白烟之后，通红的火变成漆黑的炭屑。妈妈一捧一捧装进竹筐里。暮色即将合上天光的时候，妈妈一手挎着竹筐，一手拉着孩子，孩子拉着另一个孩子，走在狭长的街道。
边走边吵，哥哥说豆脑好喝，妹妹说豆浆好喝。妈妈此时什么话也不说，她在心里盘算着明天是否能不显山不露水地舀一瓢出来，装进孩子们饥谨干瘪的肚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