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农事散记之送粮散文随笔
“送粮”一词源自近代，流行的时间不足百年，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农民推着独轮小车冒着炮火往前线送粮叫送军粮，全国解放后，分得了土地的农民送粮到国家粮库叫送公粮，也称缴公粮（解放初期对农民实行的是实物地租形式，将应缴的农业税折算成粮食）。在人民公社的那段特殊时期里，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除了一小部分留作口粮，其余的全都要交售给国家，那时对入库的粮食质量要求很苛刻，生产队每年都要在这方面化不少人工，因此，送粮也就成了当时的一项农事。
每当小麦登场时节，生产队的干部都盼望着能有连续几个晴好天气，因为收下来的小麦除了每人分四、五十斤作夏接秋的口粮再留一些作种子，其余的要全部送到国家粮库。如果在梅雨到来之前小麦未能晒干入库，窝在场屋里的小麦就会重新返潮。那些日子，公社天天在广播中播报各个大队夏粮入库的进度，很显然，粮食入库进度就是当时衡量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送粮的上一天晚上，晒干扬净的小麦就要夯运装船，那时全是散装，编织袋好像还没有问世，麻袋也紧缺，就连国家大批量调运粮食也大都是散装。在我们那里，人工短途搬运粮食是用一种叫“芭斗”的柳编容器，标准的大芭斗装满了稻谷能盛140斤（即为一石），如果装的是小麦，就能有200斤左右，那时的男劳力个个会夯芭斗，夯时左手叉腰，右手握着芭斗一侧的铁环，上肩时专门有一人配合着将芭斗抬放到肩上，虽然负重一百几十斤，但夯的人还都能健走如飞，即便是走在很狭窄的上船挑板上也能如履平地。那时，夯芭斗也不全是男劳力的专利，有些健壮的农妇也会夯，记得有一次在场上夯粮，生产队会计与一个农妇打赌，说只要她能将一芭斗小麦夯到她自己家中，芭斗里的小麦就送给她家。玩笑开得有点儿大了，那可是四个人的夏季口粮，会计万万没想到当两个男劳力将满满一芭斗小麦抬放到她肩上时，她二话没说就夯着快步往家中奔去，她的家离场头有三百多米，就是男人她不一定能夯到家，后来会计立即派了两个男劳力赶上去将她在半路上拦了下来。
送粮是男劳力们一年中难得有几回的美差，因为是能吃到几顿队里无偿提供的美餐。因此，每次安排送粮人选时都要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不过，与队干部处得好的人每年总会多被安排几回。对于队里的那些富农子女就是少安排回把两回他也不敢犟嘴。如果劳力们发现某一个人经常得到额外的照顾，就会受到大家的忌妒，甚至还会怀疑他的婆娘与队干部有一腿。
至今依然记得有一次送小麦的事，那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一个夏天，那年我当生产副队长。那天拂晓，我和七、八个男劳力行着两条装满小麦的船就出发了，船上的一万五、六千斤小麦是上一天晚上夯上船的。其所以要起早出发是因为要尽可能早些赶到粮站码头抢档排队。粮站离我们庄子有将近20华里的水路，因为是重载，摇橹加带篙也要三个小时才能赶到。那天正好遇到不大不小的逆风，男劳力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奋力摇橹、撑船。虽然他们个个都空着肚子，但似乎还都精力旺盛，他们知道，只要到了粮站码头就能用小麦到街上换烧饼吃。赶到那里时，太阳已经丈把多高了，码头上人声鼎沸，等待检样的粮船沿着河岸排了足有三百米长的队。我们还是来晚了，很后悔没能起得更早些，
因为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轮不到我们检样。只好先将队里带来的几百斤菜籽抬到粮站里面去换菜油，栽在谷场上的油菜每年每人也能分到斤把多菜油。一大缸香气扑鼻的菜油抬上船时，船上有人已经用小麦换了好几十个烧饼回来了，于是大家便迫不及待地狼呑虎咽。那种烧饼其实就是烤熟了的面圪垯，上面既没有一粒芝麻，也没加一点油、糖、不过对于饥肠骨碌的人来说却是难得的美味，就是现在的宫廷桃酥也没法与之相比。他们一边用烧饼蘸菜油幸福地享受着，一边大口地喝着河水。虽然那时的河水要比现在原生态些，不过在那么多粮船的搅动下也并不清澈，甚至还有点柴油的气味。大可不必担心他们会闹出肠胃方面的疾病，因为久经考验，习惯成自然。
临近中午时才轮到我们检样，此时等待检样的粮船已经不多了，约有三分之二的船通过了验收开始过磅上粮，因为含水量偏高需要回去重新晾晒的也不少。没通过验收的粮船上的带队干部显得有些沮丧，劳力们是无所谓的，反正他们可以拿到一天的工分，还能用小麦换米换肉大吃一顿。检样员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他的外公是我们庄上人，算起来与我还沾点亲，他的外公是我的远房表叔，他不认识我，我也没作自我介绍，他那时一脸的严肃，即使介绍了也不会认我这个八杆了打不着的亲戚。检样的过程十分简单，用一根米把长的管状的取样器插进船舱，取出舱中上、中、下的样品，然后分别将几粒麦粒丢进嘴里用门牙咬，必须要有八成以上的麦粒咬时听到响声才能够到标准，如果得到通过就会当即开出合格的收样单，有了那张像“圣纸”般的单子就可以过磅入库。很遗憾，我们没能拿到那张单子，说是还差两个太阳。那天天气很好，虽然还算不上骄阳似火，但晒小麦还是挺管事的，正好看到粮站旁边空着一大片当地生产队的谷场，于是就决定在这里就地晾晒，毕竟能省下许多往返行船的工夫。大家就七手八脚地夯粮上岸摊晒，并且抽出一个人到镇上跟当地农民借米借锅子煮饭。
中午饭是很丰盛的，八个人煮了12斤米饭，每人平到一斤半米，绝对可以放开肚皮了。菜很简单，七、八斤猪肉烧了一大锅。这户人家是队里多年的关系户，每次送粮都到他家煮饭，为了接待送粮的人，家里特地砌了大灶。米和肉都是这户人家先垫的，当时的潜规则就是最后给他百儿八十斤粮食，因此，当地的农民都能在送粮的季节里发点小财。那天，十二斤米饭没能吃掉，估计每人吃了一斤多一点的米饭，因为两、三个小时前才吃过那么多的烧饼，那可是硬铮货，一时半会消化不了。不过，那一大锅肉可一点儿没剩下，除了盛了一大碗给房东家，最后连肉汤都泡了饭。饱餐过后，个个脸上写满了幸福，那年头就是过春节也难得有如此奢侈，一家老小，顶多也只舍得买二斤肉。
那天饭后我在粮站里找到了那个收样员的'住所，正好遇到他拿着检样的家什要去码头，我向他说了许多好话，并且亮出了表叔的“身份”，有点儿出乎意外，他竟然就将收样单子开给了我。谢天谢地，尘埃落定，喜出往外。于是我们说又七手八脚地将晾晒了两、三个小时的小麦往船上收。轮到我们上粮的时候，正好那个露天粮屯到了快要封顶的阶段，遇到这种情况是够倒霉的，粮屯高度有四、五米，夯粮的人要走好几节长跳板才能爬上去。虽然来了八个壮劳力，但真正夯粮的只有五个人，因为要有一个人在船上扒舱装芭斗，一个人把肩（即帮助夯粮的人把芭斗送上肩膀），我还必须守在磅称旁边卸肩、添称、上肩。尽管芭斗不是太满，每次限量一百斤，但因为距离不近又要爬高，夯粮的人个个都弄得汗流浃背。他们下身只穿一条被汗水浸湿了的短裤，肩上披一块披肩，脸上因为腾不出手擦汗，布满了灰尘和污渍。那天回到家中时已经接近午夜，在回来的路上大家都喝了很多的河水。
那时曾有一个问题困扰了农民好多年，就是国家屯积了那么多的粮食，为什么对生产粮食的农民的口粮却限制得那么苛刻？使得中国农民过了多少年半饥半饱的日子。前些时候，不经意间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披露当时的共和国档案，说在大跃进后的二年中全国饿死了上千万人，其时国家粮库还有887亿斤的粮食库存！也就是说那些可怜的人是守着887亿斤粮食饿死的。好在噩梦早已远去，那个年代的是非功过还是留待后人去评说吧。
自从分田到户后，粮食连年大幅增产。粮食多了，压在农民头上二十多年的统购统销政策也随之废止。种粮的农民才真正成了粮食的主人。近几年，国家又陆续出台多项惠农政策，更加激励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现在他们需要卖粮时只要打个电话给粮食经济人，车子马上就到了家门口。每当看到他们与粮商讨价还价时的情境，总会令人想起往昔送粮时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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