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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纪行文言文翻译
在学习中，大家一定没少背过文言文吧？现在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那么问题来了，你还记得曾经背过的文言文吗？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岳阳纪行文言文翻译，欢迎阅读与收藏。
【原文】
岳阳纪行
袁宗道
从石首至岳阳，水如明镜，山似青螺，蓬窗下饱看不足。最奇者：墨山仅三十里，舟行二日，凡二百余里，犹盘旋山下。日朝出于斯，夜没于斯，旭光落照，皆共一处。盖江水萦回墨山中，故帆樯绕其腹背，虽行甚驶，只觉濡迟耳。
过岳阳，欲游洞庭，为大风所尼。季弟小修秀才，为《诅柳秀才文》，多谑语。薄暮风极大，撼波若雷，近岸水皆揉为白沫，舟几覆。季弟曰：“岂柳秀才报复耶？”余笑曰：“同胞相调，常事耳。”因大笑。明日，风始定。
【注释】
①石首：地名。
②濡迟：慢。
③尼：滞留。
【翻译】
从石首到岳阳，湘江水像明镜一样，山峰像青色田螺一样，我们在船中透过窗户怎么也看不够。最奇特的是墨山延绵只有三十里，船走了两天，总共二百多里，还在山下盘旋。太阳早上从山上升起，傍晚落下，早晚霞光都辉映一处。只因为江水在山中环绕，所以船绕着山行驶，虽然走得很快，却只觉得慢啊。
过了岳阳，我们正要游览洞庭湖，被大风所滞留。我的小弟小修作了《诅柳秀才文》一文，文中多玩笑话。傍晚，风很大，击打的波浪如雪一样白，靠近岸边的湖水都成了白沫，船几乎翻了。小弟说：“这不是柳秀才在报复我们吗？”我笑着说：“兄弟之间开玩笑，是经常的事。”因此都大笑起来，第二天天亮，风才停住了。
【作者简介】
袁宗道（1560～1600），明代文学家，字伯修，号石浦，别号玉蟠。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嘉庆三十九年庚申（1560年）二月十六日，生于公安县的长安里桂花台。其与袁宏道、袁中道并有才名，被称为“三袁”。他因钦慕白居易、苏轼，故将书斋命名为“白苏斋”。
其主要作品有，散文：游记散文如《小西天一》、《上方山一》、《戒坛山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友人》、《寄三弟之二》、《答同社二》等，都是情运笔端，且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突破了传统的古文的陈规格局，自然地流露出个性，语言清新明快。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山水游记，他几乎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观赏考察了各地的文物胜迹，他对风光景物，既是独具慧眼，又妙笔生花，行文流畅自然，笔墨灵活，经常把写景、记事、抒情、议论结合在一起，别具风格。
论说文如《读论语》、《读大学》中某些章节，浅显通达，警辟有味。但是他的多数散文是以士大夫的说理谈禅、闲情逸兴为主要内容，社会意义并不大。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二十二卷。
“公安派”是晚明文坛的一个文学流派，按一般文学史的说法，公安派是明万历（1573—1620）年间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都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这一流派的作者还有陶望龄、江盈科、黄辉、雷思霈、江进之等，但他们基本处于“公安三袁”的笼罩之下。
公安派的成员主要生活在明万历时期。明朝自弘治以来，文坛上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与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操持。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论调，影响很大，以至于“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归有光等唐宋派的作家奋起抗争，但是还未能矫正其前后七子的流弊。其后李贽、徐渭等人相继对复古派提出了批评，实际上成为了公安派的先导，然而给复古派打击最有力的则是公安派。
他们所主张的文学主张和前后七子复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观，又提出了“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够不事雕琢，直抒胸臆。他们的散文清新活泼，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在晚明的散文、诗歌领域，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口号是“独抒性灵”。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与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性灵说”不仅明确地肯定了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要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的个性解放思想。袁宏道和公安派反对前七子与后七子的复古文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自然率真，清新活泼，但是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关于公安派文学创作思想的产生，《明史》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翰林院），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於唐好白乐天，於宋好苏轼，名其斋日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
可见，袁宗道对公安派文学的兴起具有开创之功。其注重学问功底，虽后来被袁宏道的主张所淹没，但是其内在的合理性，已经被文学创作理论发展的历史证明；他的学术倾向，对两个弟弟有很大的启示，对形成他们快乐自适的人生观有一定的影响。公安三袁大体上是一个共同体，公安派的论调，无疑也是三人切磋琢磨的成果；但是从细微处看，则袁宗道在公安派文学创作思想上对两弟确有启迪的功劳。
最先提出这种说法的是与公安三袁同时代的钱谦益。他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这样评说：“伯修在词垣，当王李词章盛行之日，独与同馆黄昭素，厌薄俗学，力排假借盗窃之失。于唐好香山，于宋好眉山，名其斋曰白苏，所以自别于时流也。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认为袁宗道攻击七子派复古流弊与推崇“白苏”（即自居易和苏轼）等文学主张对公安派文学有开创之功。以后的学者大多持有类似的观点，如清初的朱彝尊云：“伯修服习香山、眉山之结撰，首以白苏名斋，既导其源，中郎、小修继之，益扬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静志居诗话》卷十六）直至晚清的陈田依旧认为袁宗道的《同人读唐诗有感》是“意在翻王、李窠臼，中郎、小修从而煽之，遂令天下靡然从风”（《明诗纪事》庚签卷五按语）。由于钱谦益和袁宏道、袁中道都有往来，所以钱谦益的说法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袁宗道给两个弟弟的文学创作思想带来的新因素促进了公安派文学创作理论的提出，至少从时间上来看，者是无疑的。公安派的文学创作理论是以袁宏道的《叙小修诗》为代表，然而比较袁宗道与袁宏道的关于文学创作理论的文章创作的时间，就会发现袁宏道的《叙小修诗》创作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年），然而袁宗道的理论文章《论文》（上、下）则创作于万历二十三年己未（1595年），实际上，袁宗道的理论文章的创作要比袁宏道的早。对此，袁宏道自己也表示认同，他说：“迨先伯修既以中秘里旋，首倡性命之说，函盖儒、释，时出其精语一二示人，人人以为大道可学，三圣人之大旨，如出一家。”（卷四《募建青门庵疏》）他是把“首倡”的功劳归于袁宗道。
公安派文学创作思想是起源于袁宗道对七子派复古主义的排击。在此之前虽然也有此类论调，但是唯有袁宗道凭借馆阁之便影响文坛，从而拉开了公安派反对复古因袭摹拟的序幕。
袁宗道对七子派复古主义的不满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复古主义在字句、文辞等方面因袭模拟的方式，使“古人之文，专期于达；而今人之文，专期于不达”；二是复古主义自己不做“学问”，更没有自己的“意见”，是既“无理”又“无识”，然而这也正是造成第一方面的原因——“其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在袁宗道看来“若使胸中的有所见，苞塞于中，将墨不暇研，笔不暇挥。"针对复古派在“文辞”和“识见”上的两个弊端，袁宗道在《论文》（上）中先是对模拟古人字句、文辞的颓废之风进行批判：“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也。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论文日：“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无不迭者。今人读古书，不即通晓，辄谓古文奇奥，今人下笔不宜平易。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为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
袁宗道明确地指出，应从心到口，再从口到手，而不能完全“如心之所存”。因此，当七子复古派提倡要写真情，但却要使用古语来进行创作时，袁宗道自然地就认为他们的文章并非“如心之所存”的古语而是横加了一层“展转隔碍”，这样的文章如何能写得出真情呢？以“如心之所存”的文学创作思想开启了公安三袁对“师心”的文学传统的实现之旅。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六云：“嘉靖七子之派，徐丈长欲以李长吉体变之，不能也；汤义仍欲以尤、萧、范、陆体变之，亦不能也；王百谷、王承父、屠长卿虽迭有违言，然寡不敌众。自袁伯修出，服习香山、眉山之结撰，首以白、苏名斋，既道其源，中郎、小修继之，益扬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袁宗道对性灵说的“起源”作用。袁宗道的文学创作思想萌芽于他在翰林院供职期间。在这段时间，他与志同道合的同馆友人陶望龄、焦兹、黄辉都对当时的七子派复古主义倾向感到厌烦，“厌薄俗学，力排假借盗窃之失。”后来，他又遇见了李贽，在阅读禅学著作的过程中，对“以禅诠儒”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对于心性之学的讲求，使得他的文学创作思想在“厌薄俗学”的基础上，受到佛禅的影响，袁宗道进一步明确了对因袭摹拟的排斥与对文学变革的支持。在以佛诠儒的思想影响下，袁宗道的文学创作思想是以“从学牛理，从理生文”的观念为基础，在“辞达”上，秉承“如心之所存"的文学创作原则作为公安派的“性灵说”的起源。袁宗道的主张和言论凭借其自身在馆阁的便利条件，逐渐对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是他开创了公安派。由此可见袁宗道在“性灵说”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
袁宗道除了反对七子派，并对袁宏道和袁中道有重大的影响之外，还通过结社、交游、谈禅等方式与公安派的其他人员相互印证心学，讨论文学创作的主张。据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袁宗道任职东宫讲官，为皇太子朱常洛讲学，在这期间，袁氏兄弟与刘日升、陶望龄、黄辉、李腾芳、顾天峻等人，组建葡萄社，大家在一起相互切磋。葡萄社是公安派文人们学术交流的一种形式，他们在一起论学赋诗，袁中道这样谈及袁宗道在葡萄社结社中所起到的作用：“当是时，海内谈妙悟之学者日众，多不修行，先生深恶圆顿之学为无所忌惮之所托，宿益泯解为修同学者矫枉之过。”通过结社，袁宗道用自己的见解来影响公安派文人们，结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袁宗道的文集中有许多与当时公安派文人的来往书信，如《陶编陶石篑》、《汤义仍》、《梅开府》等，通过书信袁宗道与公安派文人互相论学，相互影响。
总之，尽管袁宗道的文学创作理论及其实践与公安派的发展、兴盛好像没有明确的、直接的联系。但是如果从公安派的发展轨迹来看，袁宗道的文学创作理论与实践却是在根本上决定了公安派的文学创作理论的内涵与发展走向。袁宗道作为公安派的开创者，虽未明确提出“性灵”说，但他提倡的“本”、“达”却都明确地指向了“真率”的特质，都表达“文禀性情”的文学观点，都体现了公安派的“自适”精神和张扬性灵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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