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龚自珍是哪个朝代的

时间：2022-10-21 11:16:33 诗人大全我要投稿

诗人龚自珍是哪个朝代的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盦，晚年时移居昆山羽琌山馆，所以又被人们称为羽琌山民。那么，诗人龚自珍是哪个朝代的呢？下面跟小编来了解一下诗人龚自珍是哪个朝代的吧！

诗人龚自珍是哪个朝代的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盦，晚年时移居昆山羽琌山馆，所以又被人们称为羽琌山民。那么，诗人龚自珍是哪个朝代的呢？下面跟小编来了解一下吧！

　　史料记载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是清朝末年著名的诗人、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与此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改良主义的先驱者。龚自珍1792年生于仁和，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1841年暴卒于江苏丹阳。由于他的生平年月，人们便产生了龚自珍是哪个朝代的人这一问题。

　　对于龚自珍是哪个朝代的人这一问题，史料中记载的说法不一。清初、清朝中期、清末、近代这几种说法都有，但其中清末和近代这两种说法相对比较普遍。因此，龚自珍是清末人还是近代人这两种说法具有争议。那么究竟龚自珍是哪个朝代的人呢？

　　详细说来，龚自珍生于1792年，当时是乾隆五十七年，在时间上处于清朝中后期，因此他生于清朝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龚自珍卒于1841年，属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年份。一方面，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不久，且据史料记载，清朝是1636年到1912年，所以龚自珍是清朝人的说法成立。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史料记载，中国近代史是1840年到1949年，而综合之前的说法按中国王朝来划分，1841年属于清王朝。因此关于龚自珍是哪个朝代的人这个问题的回答，说他是近代人或清代人是不矛盾的。史学家称龚自珍属于哪个时代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龚自珍在那个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时代，能够看清世界的形势，并提出相对应的措施，是值得中国人民尊敬的。

　　龚自珍老师是谁

　　龚自珍是中国清朝末期的思想家、文学家、思想家。龚自珍能在文学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离不开其老师早年对他的教导，那么龚自珍老师是谁呢？

　　据史料记载，龚自珍老师的名字叫宋璠，是浙江的贡生，因为他从小就懂得孝顺父母，当地人都知道他是个孝子。他对龚自珍要求很严格，教育龚自珍要懂得勤学苦练，懂得孝顺父母。所以龚家上下都对他非常尊敬。宋璠能够有如此之才华也离不开他自己的坚持，每天都是天明起床，深夜才会入睡，博览群书，非常辛勤的撰写文章，却从不去刻意结交宾客。所以才能在二十七岁那年在中顺天一举通过乡试考上举人，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当个普通的教书先生。

　　但是由于顾忌无闻，怀才不遇，在之后再也没有考中过，所以他在三十三岁那年郁郁而终。虽然去世很早但是留下了不少于百万字的文稿，龚自珍在检视宋先生生前放置文稿的破箱子时，满眼凄然。回忆起年少时候在宋先生面前求学时与先生心魂相守，一起挑灯观书的往事就不由的感到悲哀。龚自珍老师那种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对龚自珍的影响非常深刻，所以之后龚自珍为了纪念这位拥有着治学为文自得其乐、不求人知的兀傲性格的老师而写了《宋先生述》表达了对老师的敬佩与思念之情。龚自珍写了很多赞美老师的诗，《己亥杂诗》中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最为深刻，充分的表达出龚自珍对老师的敬佩之情。

　　龚自珍纪念馆在哪里

　　龚自珍是浙江杭州人，是我国清末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同时龚自珍还是改良主义的先驱，曾经官至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学识渊博。曾主张革除政治中的弊端，抵制外国侵略，建议君主改善与臣子之间的关系。他的诗文还揭露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字里行间洋溢浓烈的爱国情怀，被柳亚子称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为了纪念龚自珍，桐乡人汪维修建了龚自珍纪念馆，于1990年正式开馆。龚自珍纪念馆属于中式结构，宅院有着“小米园”之称。龚自珍纪念馆位于现在的杭州城东马巷6号，占地总面积接近七百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为五百平方米，现在已经被列为了我国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是座清代时期风格建筑，楼房分为上下两层五开间，非常古朴典雅。馆内正堂中还置放着龚自珍的古铜色的塑像，四周墙壁上还悬挂着沙孟海以及赵补初等著名文学家写的匾额、楹联。还陈列着许多龚自珍的图文简介，以及一些代表诗以及后世之人所研究的文集，庭院里面小桥流水，假山亭榭，在花草树木的衬托下具有古典园林的特色。

　　龚自珍纪念馆是为了纪念龚自珍而建立的，它不仅仅只是为了纪念龚自珍，同时也是让人们缅怀先人时能有个视觉的寄托，让人们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位为中国的未来奋斗的先驱。

　　龚自珍和顾太清的关系

　　清道光年间，京城里谣传着一件爆炸性的绯闻，历史上称之为“梅花香案”。这故事里的两个主角分别是已逝贝勒王奕绘的侧王妃顾太清和一代文豪龚自珍。顾太清自小父母双亡，跟随姑父姑母长大所以便随姑父姓顾，她自幼学习诗词更因天资聪颖，所作诗词非常清奇精巧，在江南文坛中可以称得上魁首；因江南山水的滋润，顾太清生得纤瘦身材，皮肤白皙。

　　有一次，贝勒王奕绘南游到苏州，在接风宴上被顾太清的明丽可人、诗词甚嘉所吸引，后将她纳为侧王妃并带回了京城。九年后奕绘因病去世，顾太清逐渐将思念亡夫的忧愁转移到作诗题赋里，并渐渐恢复了与文人雅士的诗词交往，其中交往密切并且常到她家里吟诗论赋的常客就是龚自珍，龚自珍顾太清两人自此经常一起吟诗作对，但龚自珍顾太清之间的绯闻风波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时杭州文人陈文述来到京城并把龚自珍的忆丁香花的诗及记梦的词巧妙联系在一起，很快这段被误解绯闻在京城流传开来，再加上一些无所事事的文人的煽风点火使得本来捕风捉影的传闻变得有理有据，流言四起而龚自珍顾太清两人毫无招架之力，最终龚自珍被逼抑郁的离开了京城，顾太清有口难辩被奕绘的儿子载钧赶出王府，后在养马营租了几间破旧屋子艰难为生。

　　龚自珍有什么成就

　　龚自珍的成就中最突出的是他的政治思想，他认为政治与学术之间相互统一且缺一不可，并倡导士大夫应把社会现状与学问相结合，提出符合时事的“经世致用”思想；他强烈的批评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专制，并且剖析了官僚制度及科举取仕制度一系列弊端，他认为当时的清朝已经处于衰世；他提倡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建议合理调节君臣关系及更改纳税方法来促进国家的发展以实现长治久安。龚自珍的成就还包括他强烈的爱国精神，面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强大威胁，他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坚决抵制鸦片交易，并写诗表达出对禁烟斗争的关心；他还站在保家卫国的立场上，要求当时的清朝皇上巩固边防，来抗击沙俄的侵略，他还提出要在边防发展农业及训练大量实战士兵的具体方案，来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

　　龚自珍的成就还包括他的文学创作，他认为文学必然有用，并认为诗歌的创作都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因为他的诗大都是着眼当前时事来表达议论，并将抒情、时事与艺术相统一，通过多样的形式、不拘一格的风格及丰富的想象来表达情感，也正是他这种采用完全不同于以往诗词的表达方式，开创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新篇章。

　　龚自珍的资料与评论

　　嘉庆、道光之际，封建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新旧思想的冲突也愈益激烈。天才的龚自珍在这一时期的文坛上，以傲岸的姿态发出极具穿透力与震撼力的声音，把清中期的文学推上更具有自觉的抗争性的高度。卒于1841年的龚自珍，其作品与鸦片战争引起的剧烈变化关系不大，原是自然的事情。而他在鸦片战争前夕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对社会危机的思考，也主要集中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士林中普遍性的精神萎弱与人格堕落，并以个性解放、人格完善为社会发展的前提。这是整个清中期文学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元明以来几经波折的进步思潮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这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龚自珍（1792—1841）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官礼部主事。

　　四十八岁辞官南归，两年后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他少时从外祖父、著名学者段玉裁受文字学，二十八时转岁从刘逢禄受经今文派的春秋公羊学，并往往用之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学识宏富，通经史、诸子、文字音韵及金石学，精研西北历史地理，晚年爱好天台宗佛学，并以诗、词、文著名，既是敏锐而深刻的思想家，又是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文学家。著有《定盫文集》等，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位列下僚，而关心天下大事，是清代第一个站在独立的学者立场上以个人的思考为依据纵横议论时政的人物，这是他受后人尊重的重要原因。这类文字中，一部分是关于实际政务的建议。如《西域置行省议》主张移民屯垦新疆，以发展西部经济、巩固边防；《罢东南番舶议》已佚，但可以肯定同禁绝鸦片贸易有关，以文章的题目结合他写给林则徐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来看，龚自珍对发展正常的中外贸易的意义认识不足，但他清楚地看到了鸦片入侵对于中国的巨大危险。这些都反映了他的政治远见。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表现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揭露封建政治根本性弊端的作品，如《乙丙之际著议》、《壬癸之际胎观》、《古史钩沉论》、《明良论》、《尊隐》、《论私》等。

　　在哲学上，龚自珍把自我的主体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谓“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是把“我”视为宇宙中唯一的、根本性的和化生一切的意志力量，它等于宗教中的“上帝”。这种唯心主义思想，为维护具体个人的自我价值提供了哲学根据。在《论私》中，龚氏强调“私”乃是人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点，在公认的美德中，爱国并非爱他人之国，忠君也不是忠他人之君，乃至人们孝其父母，爱其子女，贞于其夫，无不是有“私”的表现，完全离于“私”的行为根本是不存在的。这种议论不仅仅是对私利的肯定，而且接触到道德作为利益的保障而存在的实质，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

　　而社会衰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在龚自珍看来，是个人的尊严和创造才能受到压抑，尤其是作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普遍人格低落。一方面，士大夫屈服于专制制度，唯知阿谀取媚，“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那些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明良论二》）。官场中“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一片死气沉沉（《明良论三》）。另一方面，当“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社会以其物质与思想的统治力量使有才者归于平庸或沉默，以至“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同上）。而社会使个人失去发展的可能，其自身也同样失去发展的可能，遂成为“三等之世”中最下等的“衰世”，“乱亦竟不远矣”（同上）。在《尊隐》一文中，作者更直接指出，由于作为统治力量中心的“京师”不能受容人间的智慧精英，才士沦落在野，将“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这意味着社会将发生巨大的变动。

　　从封建体制在根本上失去自我更新的生机而不仅是从一些具体现象来看待清王朝的衰微，这是龚自珍不同凡响之处。

　　他不仅预言了这个王朝的败落，实际也预言了整个封建体制不可挽救的败落。

　　龚自珍的思想与乾嘉学术有内在的联系，乾嘉经史考据之学，固然有逃避现实矛盾的弊病，却包含着“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从中国数千年历史来看待现实的宽广眼界，这就是龚氏所谓“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他的很多议论，更是直接运用了经今文学阐发“微言大义”的立论方法。但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社会发展的结果。龚自珍绝少援引明人学说，但他的许多核心论点，却恰与李贽相近。

　　譬如对自我的重视、对私利的肯定、对“童心”的赞美，以及以“才”之盛衰为“世”之盛衰的标志等等。这正表明在突破封建专制、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这些要求是必不可少的。

　　龚自珍吸引后人的地方，不仅在他的思想的深刻，而且也在于他的人格的魅力。他是一个高傲的人，在当时那种衰腐而压抑的社会气氛中，特别表现出一股勃发的英锐之气。他鄙视庸庸碌碌的卑恶世俗，《识某大令集尾》痛诋身为“阳湖派”领袖、颇有文名的恽敬学浮行伪，唯以巧言欺世，显示出对这一类正统派人物的极度憎厌。他激烈地追求个性解放，坚定地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就像《定八箴·削成箴》所宣称的，“天地之间，几案之侧，方何必皆中圭，圆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他只是他自己，不必合于任何既定的准则！这种傲岸的精神和“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的激越追求，是支撑他的诗文创作的内在骨架，也是使后来的改革志士感到震撼的重要因素。

　　龚自珍的政论及学术论文，议论纵横无羁，也常带有感情色彩。另一部分记人物、述行旅的作品及各种抒发人生感想的杂文，文学性更强。他描写人物，喜欢凸现其兀傲不群的个性，从中也写出自己的性情与好恶。如《吴之癯》、《记王隐君》、《杭大宗逸事状》、《王仲瞿墓表铭》等，均有这种特色。《吴之癯》所写人物有作者自身的影子。这位“癯”于世多忧，好言人过，指京师郎曹为“柔而愎”，尚不如古人的“刚愎”；责“王公大人之清正而俭者”为“神不旺，不如昔之言行多瑕疵者”，锋芒锐利，反映了龚自珍对他所处“衰世”的特异眼光。纪行文中，《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从扬州表面的“承平”气象中，感受到一种“萧疏澹荡、泠然瑟然”的衰暮气氛，寄慨良深。《病梅馆记》借物抒志，更为人们所熟悉：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

　　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数百字的短文，熔叙述、议论、抒情于一体，借梅喻人，揭露病态的社会使人材不能得到自然健康的生长，表达了挣脱枷锁、追求自由发展的愿望和救世之心，意味深长。

　　龚自珍的散文恰与桐城派形成对立，不仅思想旨趣大异，文章风格也完全不同。龚氏文无定式，不屑斤斤于结构与辞藻，其风格或切直或诡奇，均是随笔直书，任意驱使语言，显示出大家才有的自信和力量。有时文句诘屈而不通畅，文意奥涩而难解，但必有警悚人心的特殊内涵和非常情致的文笔，非徒为怪异者可比。

　　龚自珍是一个思想家，又有诗人的气质，犹如《己亥杂诗》所写：“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作为一个时代的先觉者，一个不甘遁世自适的志士，他的精神常是痛苦的。“箫和剑”是他反复使用的意象，代表着他多情易感和豪放任侠的两面。从早年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湘月》词），到晚年的“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他在人间走过与世寡合、孤傲悲慨的行程。但不管怎样，他的诗中总是有一种睥睨俗世的奇气、高扬飞越的人格精神。

　　抨击时弊之作代表着龚自珍诗歌的一个方面。如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中，“津梁条约遍南东”一首写鸦片的危害，“不论盐铁不筹河”一首揭发统治者的无能和对民间的搜括；

　　另外，《馎饦谣》用活泼的歌谣体诙谐地描绘了当时物价暴涨的情况，下面这首《咏史》诗，则尖锐地刻画出士林的卑琐情状：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在“金粉东南”，官场士林是一片苟且无聊却自命风流的景象，而这正是清王朝运用高压手段，使“天下之廉耻”被“震荡摧锄”（《古史钩沉论一》）的结果。诗人不禁追问：像田横五百壮士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难道在世间已不可复得了吗？这里交杂着对于民族前途的绝望和希望。

　　更多的诗作，抒发了诗人在自身生活遭遇中的感受。他这样一个思想敏锐、感情和个性强烈的人物，与周围郁闷的环境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他又始终保持着桀骜不驯的姿态。他曾这样吟咏：

　　贵人一夕下飞语，绝似风伯骄无垠。平生进退两颠簸，诘屈内讼知缘因：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瞋。（《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抒怀》）

　　“骄无垠”的“贵人”和瞋目而视的“群公”构成巨大的压迫，令诗人感受到在天地间的“孤绝”。这首诗虽是就某一具体事件而发，但在诗人的生活中却有普遍性的意义。因此，在龚自珍诗中，常常会看到浩荡涌发的悲哀：“情多处处有悲欢，何必沧桑始浩叹”（《杂诗》），“百脏发酸泪，夜涌如原泉”（《戒诗五章》），如此等等。但这绝不是弱者的哀号，而是壮士在孤独的抗争中的自伤，在这种自伤中，诗人的精神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扩张力。他的诗以奇特瑰丽著称，就是这种精神力量的艺术表现。

　　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四截句》之二）

　　“六九”为阴阳卦象，以指造化循环的劫数。在这里，诗人以自由的梦想幻造出气势磅礴的瑰丽意境。此外，如“西池酒罢龙惨语，东海潮来月怒明”（《梦得“东海潮来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诗》），“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秋心三首》），“不容明月沉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三别好诗》），“今日帘旌秋缥渺，长天飞去一征鸿”（《己亥杂诗》）等等，无不具有想象突兀、辞句奇丽、意象飞动的特点。

　　甚至，诗人写落花，会是“如钱唐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西郊落花歌》）。在这一类诗中，可以感受到激烈的情绪律动，和诗人的灵魂在重重压抑中飞腾起舞的姿态。

　　有时候，龚自珍也不能不感受到生活的空茫，想要摆脱种种矛盾的纠葛，尤其是心理上的重压。《寒月吟》之一述欲与妻何氏共隐杭州、幽居以老之意，开头“夜起数山川，浩浩共月色，不知何山青，不知何山白”数句，写出一种凄冷景象和幽忧之情。但他的诗总体上还是表现着奋发进取、冲决奔放的力量。

　　情诗在龚自珍的'集子中也占有一定比例。这固然是其“不检细行”的生活印痕，亦是他在沉闷的人间寻求性情之真、寻求美丽的人生梦想的记录。下面是《己亥杂诗》中的一篇：

　　能令公愠公复喜，扬州女儿名小云。初弦相见上弦别，不曾题满杏黄裙。

　　语言很轻快，却是一往情深，写出狂士的洒落之态。而有的诗，则以瑰丽悱恻之笔，描绘若仙若幻的异性风采，如《能令公少年行》中的一节：

　　美人十五如花秾，湖波发镜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长眉丰。一索钿盒知心同，再索班管知才工，珠明玉暖春朦胧，吴歈楚词兼国风，深吟浅吟态不同，千篇背尽灯玲珑。

　　这是幻想中的俊侣。《己亥杂诗》中一篇言及秦皇汉武，有所谓“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情成了人生的最后寄托，这和《红楼梦》所写人生感受，有着相同之处。

　　龚自珍论诗，尝言：“人以诗名，诗尤以人名。……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又称：

　　“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

　　诗的个性和激情是他最为重视的，其余均可不论。他的诗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具有独创和新异的面目。形式上包括古体近体、长篇短章，《己亥杂诗》用三百十五首七言绝句组成，述其辞官南归时经历和平生感慨万端之意，尤为特别；语言风格则有时平易有时深奥，多议论而热情洋溢。他曾说：“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杂诗》）欲平易而不得，是因为他的独特的感受、深邃的思想、复杂而活跃的情绪，需要有特别的意象和语言结构来表现。他的诗，给人以奇丽非凡、纵横浩博的感觉，非汉魏亦非唐宋之貌，完全是龚自珍独有的风格。有些诗写得奥涩，有些诗情绪幽暗，或许与可以指为缺点，但他的天才创造是值得钦服的。当然，这里也有时代的因素，其诗歌的张力，根本上来自不断高扬的个性精神对于封建压抑的激烈冲击。

　　龚自珍也擅于同，于哀婉绮丽中多嵌崎不平之气。如下面这首《湘月》写作者离开家乡杭州十年中遭受挫折的感怨：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

　　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龚自珍的各方面的创作，既有狂傲的个性、自由的精神，又有深刻的思想和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热情，这对于随后的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时期的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梁启超说：“自珍性詄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犿诡连俶，当时之人弗善也。……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清代学术概论》）这里指出了龚自珍的思想学说及人格精神对于清末有志于改革的“新学家”的启蒙作用，也实际证明了自元明以来到龚自珍再到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的推进，具有内在的连续性。至于梁氏讥龚为“浅薄”，未免有以“新学”自负的味道。但这又说明了另外一点，即由于清末引进了先进的西方文明，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一种跳跃式的前进。

　　龚自珍简介

　　龚自珍出身官宦世家，后更名巩祚，号定庵，是清代改良主义及近代启蒙思想的的先锋。龚自珍故事记载他生于1792年，是龚家的长房长孙，他自幼接受母亲的教育，喜欢学习诗文，从8岁起研究小学，12岁学《说文》，往后更是研习科名掌故，察古今管制，研读目录学及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体现出了他出色的创作才华。

　　龚自珍故事讲述了他想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一些经历，嘉庆十五年他考顺天乡试只得二十八名，二十三年浙江乡试始中举，次年再次螺旋，于二十五年入仕任内阁中书。这时他逐渐接受社会现实，并从科举考试的失利中觉察出科举制度的腐败，产生了改革的想法，著《伫泣亭文》并于同年戒诗。

　　龚自珍故事最后强调了他的政治抱负，嘉庆二十四年会试失利后他又参加了五次会试，都以失败告终，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后虽不断调迁但都是查漏补缺卑微困厄的职位。

　　龚自珍 - 个人概述

　　龚自珍(1792～1841)中国晚清思想家，史学家、诗人。一名巩祚，字瑟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二十七岁为举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九年，始成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十九年，弃官南归。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揭露和抨击。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 - 个人生平

　　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①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②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但他冲出考据学的藩篱，不为家学和时代学风所囿。在现实社会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的启发下，他以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研究现实。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他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平均篇》指出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社会败坏现象及其危险的后果:“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张，要求“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挹彼注兹”，平均贫富。在《尊隐》中，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大胆想象和热情颂扬，向往着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学士书》，建议改革内阁制度。他对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庸俗官僚深恶痛绝。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梁章巨《师友集》卷六《仁和龚定盦主事》条），表示希望参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更表现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熨，“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龚自珍 - 文学创作

　　他一生创作，诗、词、文都有建树，被后世称为“近代文学开山作家”。著有《龚自珍全集》传世。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

　　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 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深深为边塞形势担忧，感慨仗剑报国的志士无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剑”和“箫”、“剑气”和“箫心”来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对于自己的志向抱负不能实现，深为苦闷。在“抛却湖山一笛秋，人间天地署无愁”（《梦中作四截句》）的现实环境下，诗人除了抒发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为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因此，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龚自珍 - 个人影响

　　作品《病梅馆记》，选自《龚自珍全集·定盦文集》。文章借文人画士不爱自然健康的梅，偏爱梅的病态“美”，致使梅横遭肆虐，备受摧残，而不敢说出他们的隐衷为实例，讽喻清朝严酷的思想统治与压制摧残人才的罪恶，揭露反动统治凶恶的本质与虚伪的伎俩，决心甘受诟厉，做治梅的工作，表现对被损害者的同情，敢于反抗的战斗精神与渴望追求自由解放的主张。写作上，运用讽喻手法影射现实政治，寓意深刻；用“文人画干”喻清朝统治者，用种种癖好喻统治者的种种暴政，讽喻精当，含蓄而深刻；语句运用中，又恰到好处地采用许多排比句式，更增加了文章的表达效果。

　　龚自珍 - 人物评价

　　龚自珍，近代文学开风气的人物，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祖父、父亲均在北京做官，母亲善吟诗绘画，是个女才子，外祖父段玉裁是位文字学家。龚自珍自小就受到良好的学术与文学的教养和熏陶。他小时候就读书广泛，关心国事，产生改革变法的思想。他在科举上不得志，27岁中举，38岁才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礼部主客主事20余年，始终是个七品小京官，无法施展抱负。48岁时，他终于对官场厌倦，不抱希望，愤然辞官还乡，不久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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