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魔白居易生平介绍和作品精选
作者介绍：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太原(今属山西)人。唐代著名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元和三年(808)拜左拾遗，后贬江州(今属江西)司马，移忠州(今属四川)刺史。后为杭州刺史，又为苏州、同州(今属陕西)刺史，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居洛阳，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其诗早年与元稹齐名，称“元白”;晚年又与刘禹锡齐名，称“刘白”。[1]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词不多，但影响后世甚大。有《白氏长庆集》。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坐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作品精选：
《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问刘十九》《买花》《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放言》《池上》等。
卖炭翁
【题解】
《见白氏长庆集》。为《新乐府》组诗第三十二首。诗以一位卖炭翁的具体遭遇为例，深刻地揭露了“宫市”的本质，对统治者掠夺人民的罪行作了有力的鞭挞。
【原文】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暮江吟
【题解】
见《白氏长庆集》，为长庆元年(821)秋在长安游曲江时所作。诗中写出了秋夜曲江的瑰丽景象。
【原文】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钱塘湖春行
【题解】
七言律诗，唐白居易作，见《白氏长庆集》。钱塘湖，杭州西湖旧名。此诗系长庆年间任杭州刺史时作。诗写漫游西湖堤岸，领略初春风物后产生的欢愉之情。
【原文】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啼。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忆江南
【题解】
白居易曾先后作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在任上他兴修水利，革除弊政，对江南怡人的美景和纯朴的民风有着深厚的感情。晚年，他在河南洛阳写了三首“忆江南”词，追忆江南的风光民情，本词是其中之一。《忆江南》为词牌名，又称《望江南》、《梦江南》、《江南好》。
【原文】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长相思
【题解】
长相思，系词牌名，用《古诗·孟冬寒气至》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以为名，又名《双红豆》、《忆多娇》。此词见于《花庵词选》，后收入《全唐诗》附词中。
【原文】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诗歌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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