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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春秋》的为人处世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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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春秋》的为人处世道理1
《晏子春秋》中曾记录这样一个故事：晏子受命治理东阿三年，齐景公将之召回并责备说，以为你有才能才派你去治理那个地方，却越治越乱，应予严惩。晏子请求再给他三年时间，三年以后若无成效，甘愿赴死。景公允诺。尚未到三年，晏子就得到了景公的祝贺，说他治理得很好。晏子却并不领情，说，前面治理东阿，不吃请不纳贿，把池塘里的鱼都分给贫穷的百姓谋生，百姓没有一人忍饥挨饿，您却认定我有罪;这一次，改变前面的作法，对那些嘱咐托情的准许，给周围的人以行私的方便，接受贿赂，而且加重赋税，池塘里的鱼，归入权势之家，挨饿的人过半，您反而向我表示祝贺，我真是愚不可及，请让我回老家吧，你另请高明。景公连连向他道歉，表示不再干涉他对东阿的治理。
看来这为官之道里面“做事”与“做人”的悖论早就存在。做事者全部心思用在为百姓大众谋福利，关心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心声，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虽然工作成绩卓著，但却寂寂无名;相反那些会“做人”者，只做表面文章，搞关系托人情，会炒作善包装，不失时机显露表现自己，名声叫得挺响，职务升迁很快。其实这也好理解，因为一心不能二用，只顾埋头做事，眼睛向下，哪里顾得上结交关系，疏通门路;而整天琢磨跑门子托关系，哪里还有精力干正事、实事，就得靠弄虚作假来巧饰伪装。长此以往，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不事张扬的人有可能被遗忘;投机取巧、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的人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那么只知做事的人长期得不到肯定与鼓励，心理就会失去平衡——有捷径可走，何必去吃苦受累，于是不通过做事而是靠其他歪门邪道上来的人会越来越多。
会“做人”还意味着对某些特殊的人物予以关照，甚至是不惜损害国家与普通民众的利益来满足他们的不合理要求，因为他们身居要职，他们神通广大，他们的褒贬毁誉能决定一个人的前程，对他们的关照似乎就是对自己未来的投资。可这是慷国家之慨，损大众之利，收买一点可怜的虚假的脆弱的“人情”，经不住时间与实践的检验。这样的人也许会一时得逞，却绝对不会走远，甚至会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
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考察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的政绩，是靠“事”还是靠“名”?而这“名”是如何得来的?是靠老百姓的口碑还是其他途径得来的虚名?在这一点上，孟子有一段话值得我们借鉴，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领导身边的和他手下的人都说好不足为凭，也许他收买了他们呢，他们已得了好处自然替他说话;那么什么才是最可信赖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全国的老百姓都说他好，总该没问题了吧?!还不够，还必须做一番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发现这个人确实名副其实，才可相信。另一方面，对待否定的意见也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再加以周密细致的实地考察，才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晏子与孟子都是生活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但他们的故事与思想主张对我们今天考察选拔任用干部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晏子春秋》的为人处世道理2
一、《晏子春秋》处世思想阐释
“明哲保身”最早见于《诗经·大雅·烝民》中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即深明事理，充满智慧，善于保全自己，晏子将这一思想加以发展，并以中庸思想为指导，运用到君臣关系和对财富的认识上，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辞不为臣，退而穷处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中，晏子在看到齐景公信任重用善进谗佞、巧言谄媚的人时，在劝谏未果后决然请求辞职离去：“臣闻古者之士，可与得之，不可与失之;可与进之，不可与退之。臣请逃之矣。”[1]1便是晏子在对齐景公的“亲小人，远贤臣”而倍感无望后及时脱身的谏言。在《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中，晏子因景公出游并征发劳役耽误春耕劝阻而未果，于是提出“臣闻忠臣不避死，谏不违罪。君不听臣，臣将逝矣”[1]2，亦是晏子在预见到君王的放纵骄奢终会危及国家安危时选择脱身的体现。同样，晏子见庄公不采纳合理的治国方法，以及不听劝阻执意攻打晋国时，便“退而穷出处”，不盲从奉承君主，及时顺势脱身，远离朝政，而不与庄公“身及崔氏祸”，实为一种安于乱世、善存其身的真实表现。在看到景公不明事理，昏庸无能，因自己扶助贫苦百姓而怪罪，因受贿赂、重赋税、谄媚近臣而致贺，因此对景公感到绝望，从而以自己愚笨无法治理而请求告老还乡，“避贤者之路”，则是晏子在看清君主的昏聩不明、是非不分的愚昧后明智地选择及时脱身，保全自己的智举。在意识到景公任意听信谗言时，也以“婴故老悖无能，毋敢服壮者事”[1]3为由，辞官离去。
2.顺则进，逆则退，不与君行邪也
在谈及对忠臣如何侍奉君主的看法时，晏子的言语直接体现出他的明哲保身之道。在《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晏子与景公的对话中，晏子便直言忠臣应当“有难不死，出亡不送”[1]4，并在面对景公的质疑时提出：“……谋而不从，出亡而送之，是诈伪也。故忠臣也者，能纳善于君，不能与君陷于难”[1]5，从这一番因果逻辑推理也可以看出晏子的为人处世哲学在于明哲保身，即作为臣子应当善于向君主提供善言，使君主避免危难;而在危难之时则要及时脱身，不必与君主共陷灾难。同篇中，在与景公有关忠臣德行的对话中，晏子以个人意愿为标准提出忠臣的为官之道，“顺则进，逆则退，不与君行邪也。”[1]6认为不盲从、不助长君主行奸邪之事也是忠臣的体现，顺势而为、逆势隐退，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为官与否。同样，在吴王提出臣子如何根据国家的情况选择去留时，晏子则是全面阐述了他的进退观，“亲疏得处其伦，大臣得尽其忠，民无怨治，国无虐刑，则可处矣。”[1]7当君主遵循正道，国家政治安定，臣子便可居官任职;若为相反，臣子则不必贪恋俸禄，需及早脱身，选择明哲保身。
3.不庶几，不要幸
当叔向问晏子如何保全自身时，他指出：“不庶几，不要幸，先其难乎而后幸，得之时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谓保其身矣。”没有贪婪之心，得到应当得到的，不求意外地获得，则可谓晏子的保身固位哲学。在齐庄公不采纳晏子意见并逐渐远离他时，晏子并没有因自己不得志而寡欢，而正相反，他则是替庄公即将到来的灾祸而感到叹息，为自己能保全自身而感到欣慰。并且面对他并未为君殉死的质疑，晏子则以自己的处世哲学提出保全君主不能把出亡看作好的品行，建立功勋不能把死看作节义，正因此才最终得以保全自身，安存于世。另外，晏子的'崇尚节俭亦是他的处世哲学，对于财富并不贪婪腐化，仅得到属于自己的一部分，甚至主动拒绝赏赐以求信任，从而坚定自己的政治地位。子尾对晏子拒受景公赏赐食邑的行为表示不解并提出质疑，晏子则回答道：“……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1]8可以看出，晏子认识到高官俸禄、荣华富贵浮华的背后所隐藏的对权利地位和身家性命的潜在威胁。面对意外降临的巨笔财富，晏子并未因此被冲昏头脑，而是冷静地看待利益的尺度，不贪求多得，唯恐欲望膨胀导致无法保全自身，“足欲，亡无日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而把保全自身放在首位。财富只能给人带来灾祸，而俭朴才是安身所在，在其政治生涯中，晏子坚持俭朴的生活，以此获得齐君的重用和百姓的信任，并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二、《晏子春秋》处世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认识一个人的思想需要回到其所处的那个时代。晏子处世思想产生深受其生活时代的影响，特别是当时齐国国力衰败、君主昏庸无能和政治腐败等因素的影响。
1.齐国内忧外患的季世之态
晏子身处齐国末世，这一时代背景促使他产生守身保全之感。他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是在春秋晚期，这一时代是动荡不安的年代，春秋战国过渡，动荡不安，旧的奴隶制度即将瓦解，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形成。当时晏子任相的齐王室可谓是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在内，齐国政权日渐没落，公室衰微，呈现一片“礼崩乐坏”的衰落景象，卿大夫争权夺利，甚至出现臣贵君贱的残局。此时以田氏为代表的新兴的私门与衰退的公室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一股春风后的新生势力逐渐扩大，使得国内政治、经济矛盾日益尖锐，严重威胁齐王室的发展，面对此种鲜明的情形，晏子因此产生田氏代齐的预见性看法。在《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八》中晏子指出：“田无宇之后为几”，认为田氏将会是齐国的接替，而在《内篇问下第四》中，叔向问齐国的情况，晏子则是明确指出齐国抛弃百姓，不得人心，已经是面临季世，“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田氏乎！”[1]9因此在看清齐王室衰微的现状基础上，晏子形成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在外，强敌虎视眈眈而齐君不知，本就强大的晋国又异军突起，蓬勃发展，而对于天下诸侯竞相发展的趋势齐君却无所作为，这内忧与外患合力一同使得齐王室的政权岌岌可危，从而促使晏子在认清现状后及早逃脱这个政治旋涡，选择保全自身。
2.齐君昏庸无能，政治腐败
齐国日渐衰退，三位齐君亦不理朝政，晏子面对这一现状必然会失去信心，产生明哲保身的想法。他辅佐的第一位君主齐灵公专横跋扈，不顾大局废太子光而选择宠姬子嗣为储君，刚愎自用、枉顾礼法，使得原本动荡的政局更加混乱。第二位君主庄公，虽说在崔杼拥护下继位，但他昏庸无能，穷兵黩武，荒淫度日不理朝政，被崔杼专权。而景公则是奢侈腐化，整天纵情享乐而不管百姓，建造富丽堂皇的宫舍，后宫亦是“马食府粟，狗餍刍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1]10。各贵族则是掠夺百姓，滥用民力，“高台深池，撞钟舞女”，且横征暴敛，使得奢靡之风盛行，齐国因此与得民心之路背道而驰，百姓叫苦不迭。晏子在认清齐国的失民心现状后，虽竭力向景公倡导民本，但却无法改变已经病入膏肓的齐国的状况，因而在绝望后选择明哲保身。晏子辅佐的齐国三位君主皆是不顾道义，腐败无能，就连孔子也认为，“灵公污……庄公怯……景公侈……”[1]11并且苏辙也指出，“然晏子事灵、庄、景公，皆庸君，功业不足道”[2]。可以说，从君主的品行作为可以看出国家的未来发展状况，齐国三位君主皆昏庸无能，晏子在深知他们的品行之后也数次预见到齐国的衰败之势，因而他审时度势，顺进逆退、明哲保身思想顺之产生。
三、晏子处事思想对后世影响
晏子明哲保身的处世思想是其整体思想的基础，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晏子不仅得以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施展自己的抱负，还在激烈的政治争斗中得以保全自身，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明哲保身这一处世思想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及其弟子的言论中也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孔子曰：“危邦不入 ，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3]。可以看到，儒家学者在保全自己层面上的看法是与晏子一样的，但儒家是将“守礼”作为保身之道，从而提高了“礼”的地位，促进了儒家学派的发展[4]。在战国时期明哲保身思想的影响继续发展，《战国策》中的“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5]亦是灵活的守身自保处世态度的体现。
在魏晋时期以至两宋，明哲保身思想亦得到不断发展，在家训中就足以考察到这一思想的存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颜氏家训》中明确指出了养生需先保身的思想：“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其是对明哲保身的发展，指出养生必须先避免祸患加身，方才能谈养生。宋代《朱子家训》中：“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鮮明体现了应付乱世的保身思想。即使是在现代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也同样得到发展，成为人们保护自我的实用准则，为人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提供了伦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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