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历史梳理

时间：2022-08-15 09:00:46 国学常识我要投稿

魏晋南北朝历史梳理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上有多个大一统的王朝，但是也有多个政权更迭如走马观花般的乱世。这些个小政权国家纷至登场，相互对峙，自我感觉也是一世之雄的样子。但只是苦了后世人，许多人对这些时期总是一脸蒙逼，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魏晋南北朝历史梳理，希望大家喜欢！

魏晋南北朝历史梳理

　　一、楔子：旧时代的终结

　　秦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强盛的时代(尤以西汉武帝至宣帝时期为顶峰)，而其强盛的基础则在于极为彻底的编户齐民制度，国家通过控制编户，强有力的保证了税源、兵源的充足，为其开疆拓土提供了条件。

　　但是自西汉元帝以来，伴随着官僚机构的逐渐腐化，地方豪族出现，他们包庇人口、武断乡曲，他们的存在与秦汉帝国的体制相对立，到了东汉中期，部分豪族通过家传经学逐步转变为士族，逐步从地方进入中央官界，进一步巩固其势力。与之同时，官僚机构进一步腐化，导致皇权弱化，外戚和宦官不断的争斗导致了中央权威的丧失。在中央和地方两股离心势力的影响下，国家对地方日渐失去控制，最终本为监察区的州转变为行政区，帝国开始走向瓦解。

　　西晋虽然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是士族和豪族完全占据了中央与地方社会，国家对地方控制极弱，晋武帝繁琐、细致的布局正体现了西晋局势的一触即溃，最终在晋武帝去世后不久，毁灭晋王朝的八王之乱正式爆发。

　　八王之乱看似为宗室间的大混战，但实质上则是被诸王引为幕僚的士族间的乱战。宗王本身并无自身势力，他们在出镇一方之后吸收当地士人进入都督府，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言人，通过地方士族对州郡进行控制，赵王伦之孙秀、齐王冏之五公皆是地方上的次等士族代表，因而八王之乱实质上是离心于中央的地方势力的乱战，是中央皇权与地方士族之间的矛盾，体现了西晋社会整合的失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内迁的胡人站上了历史的前台。

　　综而言之，魏晋时代无法统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秦汉的编户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士族和豪族成为了地方上的主宰，如何处理与其的关系，成为魏晋时代最为严峻的问题。

　　魏晋时代的北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三段：五胡时代、北魏时代、北朝时代。其中北魏时代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又可分为“后五胡时代”和“前北朝时代”。就北中国的具体事实而言，其主要矛盾有一横一纵。

　　横向的矛盾在于民族关系(魏晋时代的民族矛盾与近现代以来的国族矛盾截然不同，魏晋时代远远没有出现政治意义的民族共同体，此时的民族是以文化为基本区分标准的，因而断不可以近代视角观之)，胡族的活跃造成其塞北体制、文化与汉地的强烈冲突，造成强烈的民族矛盾，突出表现在两赵时代，这一矛盾贯穿整个五胡时代。

　　纵向的矛盾在于阶层关系(政治矛盾)，长期以来士族都是官僚的主要构成，胡族君主如何处理与士族、寒门、地方豪族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帝国的统治基础是否稳固的问题，这一矛盾在孝文帝门阀改革之后表现的尤为突出，造成了北魏末期的崩溃，并成为北朝时代最为重要的议题。

　　二、胡汉分治与两赵时代

　　长期以来，北方的胡族都保持着部落制的社会组织形式，但是五胡的君主早已不是北方的单于，而是帝国的皇帝，如何处理胡族与汉族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摆在胡族君主面前的重要问题。应该承认，虽然如刘渊这样的君主对汉文化有着丰富的了解，但是胡汉社会的矛盾并不是靠君主的个人才能便可以解决的，在五胡时代初期，胡族君主对此往往没有什么办法，因而他们只能选择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胡汉分治。

　　所谓胡汉分治，顾名思义是对胡族和汉族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一方面模仿汉人官僚结构，建立一套汉化的帝国系统，另一方面建立一套专门管理胡族的机构和组织，两者互不干扰，同时并存。由此形成皇帝-官僚-州郡、大单于-酋长-部落两套系统。

　　胡汉分治的重要标志便是大单于的设立。大单于即是胡族机构的长官，一般由宗室担任，诸如刘聪、石虎都曾任此职，两赵时期大单于基本相当于皇位继承人，大单于的专属机构为单于台，下设左右辅及其他官吏，【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属于胡族自治的范畴。

　　应该说胡汉分治的体制是极其简陋的，并没有试图解决胡汉对立的问题，只是将之搁置以图稳定，却为王朝埋下了隐患。这体现了五胡时代前期，受制于时代的影响，胡汉矛盾的难以调和，而这种民族矛盾又深刻的体现在两赵政权之中。

　　如果说刘渊冒称汉室体现了他的汉化倾向的话，随着靳准之乱的爆发，刘汉政权之内的胡汉矛盾也显现出来。刘曜平定叛乱之后改国号曰赵，是为前赵政权。前赵虽与前汉一脉相承，但是在政治认同上却是属于两个完全的'系统，刘耀以【冒顿配天，以元海配上帝】，实则意味着抛弃了刘渊所宣扬的刘汉宗亲的身份，回归了匈奴传统，体现了五胡时代的胡汉对立。

　　后赵政权的体制与前赵基本相同，同样以大单于为核心构建了一套胡汉分治的体系，而其民族矛盾比之更为严峻，最终在宗室、武人的乱战之中，后赵政权在冉闵的大屠杀政策中落下帷幕。

　　除了胡汉分治以外，两赵政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宗室之间的残杀。谷川道雄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直言，宗室在两赵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实则是继承于胡族部落传统，宗室掌握了军政大权，往往对皇权造成威胁，皇权为了巩固权力提拔外戚、宦官，最终加剧了政治内斗，引发了政权的衰亡。

　　应该看到，宗室问题体现了在五胡时代初期胡族传统和汉族体制的冲突，如何抑制宗室，加强皇权成为五胡时代的重要命题。

　　总而言之，两赵时代作为五胡时代的前期，是胡汉矛盾最为激烈的时代，内乱、屠杀层出不穷，体现了胡汉冲突对于政权稳定的烈影响。就其体制而言，主要体现在胡汉分治和宗室掌权两个方面，显现出胡汉融合依然任重道远。

　　三、五胡时代的后期与秦燕对立

　　冉闵之乱后，后赵政权趋于崩溃，北中国再次陷入混乱之中，而继之而起的则是前秦和前燕两个政权，两个政权处于五胡时代的后期，都对胡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解决，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过程，但是仔细考察两国的体制，会发现由于地缘条件、社会结构的不同，两个政权的体制存在不同的倾向，而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也成为北魏政治的先声。(同时存在的还有前凉政权，应当说诸凉政权保存了大量经学文化，为之后的胡汉融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地缘独立性，与北中国政治主线关联较小，在此不论)

　　(1)前燕与士族政治

　　前燕政权应当说是五胡时代汉化较为成功的政权了，这与其特殊的地缘条件息息相关，晋末以来神州沉陆，地方势力较大的豪族以坞堡的形式在乱世中生存，而那些势力较弱或是不愿忍受战火的汉族士人则开始逃离中原，去往边疆。陈寅恪先生敏锐的指出五胡时代汉人的迁徙大体有三个方向，向南投奔东晋、向西投奔前凉、向东投奔前燕。

　　由于前燕所处的关东地区历来以文化见长，因而汉人士大夫的文化素养对前燕政权的性格产生很大影响，他们也成为前燕政权入主中原的中坚力量。前燕政权凭借这一优势，积极推崇晋室、侨置郡县以便吸引、安置汉人，并建立一套汉族官僚体制，将士人吸纳进入前燕政权之中。晋书如是记载，【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

　　就体制而论，前燕与两赵相比一个重大的区别在于其废除了以大单于核心的胡族自治系统，整个政权的中上层只有一套统一的汉化体制，体现了五胡时代后期的进步。但是这并不意味整个前燕政权的体制都是一元化的，其中还设有军封(营户)，即由宗室统领的军事特区，这一区域由宗室自治，君主对其控制较弱，应该说是胡汉分治体制的改善版本，同时也是北魏军镇的先声。与两赵相比，其进步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军封与州郡只是军事与行政的对立，而不是胡汉的民族对立，其对立范围已经中央缩小，第二，两赵政权自上而下的设置了一整套胡族自治体制，而军封只是作为特殊行政区存在，不涉及中上层的国家行政结构，中上层结构依然是一元化。

　　虽然前燕大量吸收汉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大多身处地方州郡或是中层官僚，真正占据政治核心的依然是宗室贵族，不得不说这同样体现了胡族传统的影响。虽然前燕政权在体制上与两赵时代的胡汉分治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政治核心层宗室和皇权的斗争依然激烈，在剧烈的内斗和上层自身的腐化之中前燕政权最终被前秦所灭。

　　(2)前秦与皇权政治

　　之后我们再来看前秦政权。前秦政权前期同样沿袭了两赵的胡汉分治体制，苻健在【永和七年，僭称天王、大单于】，【洪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苻氏】，同时这一时间前秦政权主要由氐族酋豪构成，【以南安雷弱儿为辅国将军;定梁楞为前将军, 领左长史……氐酋毛贵为单于辅相】。

　　然而到了苻生时期，大单于一职便不再见诸于史籍，胡族体制也逐渐被汉化体制取代，也就是所谓【缮宗庙社稷，置百官于长安】，到了苻坚时代，其行政体制更是进一步完善，应该说前秦政权同样改进了胡汉分治的体制，为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

　　然而同为五胡时代后期，前秦政权却显现了与前燕政权截然不同的政治气象。前燕后期已然是一派腐化之相，【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空竭，用度不足】，这样的景象哪怕即使是败亡之际也未在前秦出现，恰恰相反，史载其时【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谷川道雄甚至直言“让人想到了类似汉唐统一帝国的极盛时期”，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我认为相当于从地缘条件和政治体制之中寻找答案。

　　如果说关东浓厚的文化氛围造就了前燕的“士族政治”，那么关中的景象却是截然不同，自古以来关中地区彪悍尚武，文化素养相对较弱，故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俗语，加之东汉以来关中饱经战火，士族进一步凋零，前秦政权内部士族势力十分弱小，正是在这一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前秦政权创造了与前燕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苻坚统治期间，重用王猛等汉人官僚，打击氐族权贵，建立了强大的专制体制。苻健皇后之弟特进强德【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猛捕而杀之，陈尸于市】，邓羌【与猛协规齐志，数旬之间，贵戚豪强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苻坚不禁感叹：【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

　　前秦的这番景象不禁使人联想到了同为关中政权的嬴秦与西汉，其厉行法治、打击豪强之决绝，仿佛使人置身于恢弘的秦汉帝国，那是一个君权强盛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德昌明的时代，在苻坚和王猛的身上人们重新发现了这种“关中性格”。

　　在中国古代史的前半期，北中国存在两个核心区域，也就是关中和关东，由于地缘条件和社会风俗的不同，二者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正如战国时代秦国与六国的对立一般，在五胡晚期，前秦和前燕代表着关中和关东再次对立起来，这一次的对立，也成为北周、北齐对立的先声。

　　自秦汉而魏晋，汉族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一种强调君权至上，追求君主的绝对权威，另一种强调士族利益，主张将士族广泛吸纳入政权之中，前者是秦汉传统，后者是魏晋风貌，前者代表皇权政治，后者代表士族政治，当问题逐渐缓解，更为现实的政治问题摆在胡族君主面前，是回归秦汉帝制，还是接受魏晋现实，这样的争论从燕秦之争延续到北魏时代，成为贯穿北朝史的重要议题，而此时仍只是萌芽。

　　然而秦汉帝国存在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士族与豪族纵横的魏晋时代，他们不可能建立一套覆盖整个北中国的户籍制度，更不可能重建秦汉时代“一君万民”的政治体制。前秦政权打击士族、豪强，却无法建立完善的户籍制度，最终导致了淝水之战后由于对地方控制能力的不足，前秦政权土崩瓦解，可以说，前秦政权的败亡，在民族矛盾的背后，同样隐藏着政治上的矛盾。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论及前秦的败亡，认为之前苻坚迁徙氐人分守重镇的政策导致了中央地区实力虚弱，是一大失政。但是苻坚之所以要迁徙氐人，恰恰是因为之前北海公苻重在洛阳谋反，因而才希望通过这一政策稳固关东。对于前秦政权而言，迁徙氐人是叛乱，不迁徙氐人同样也是叛乱，这与政策本身并无关系，前秦政权本身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局，这个死局的关键就在于其所追求的秦汉体制。

　　综上所论，前秦政权是民族矛盾和体制问题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此时民族间矛盾极深，五胡贵族在无法真正融入前秦政权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前秦打击豪强的政策，他们对地方控制能力极弱，一旦叛乱爆发根本无力阻挡。

　　苻坚和王猛向往着那个恢弘的秦汉时代，他不顾所有人的阻拦一心南征，只是因为他用一生追寻着那个【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如赤子】的全新世界，也许他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在在一个士族桀骜、夷狄中央诈的时代，追寻着不合时宜的理想，徒留后人凭吊。

　　关中与关东、皇权与贵族，在五百年后，历史仿佛重新回到了秦与六国的时代，只不过这一次，历史的出口更加遥远。五胡晚期的燕秦对立，意味着胡汉矛盾开始逐步缓解，胡族君主开始探寻历史的出路，开始尝试建构一套全新的政治体制，待到北魏重新统一北方，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四、崔浩事件与北魏的政治分野

　　淝水之战后，统一的前秦政权开始崩溃，各个政权纷纷复立，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北魏政权，道武帝拓跋珪在参合陂大破后燕军队，自此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北魏的前身代国在五胡时代前期并无特殊之处，距离中原核心区也十分遥远，那么北魏政权究竟凭借什么样的特质才会如此迅速的崛起呢?近人论及此时北魏体制，无不提及离散诸部一事。

　　【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编户】，【道武平中原……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所谓离散诸部，顾名思义，即是将原有的塞北部落体制彻底打碎，由中央进行直接控制，以此达到加强皇权的作用。但是必须要强调的是，如果认为北魏就此便实现了中央集权，能够对地方实行强有力的直接控制，恐怕与事实不符。

　　事实上，离散诸部的政策并不是道武帝的独创，早在前秦时代，苻坚便实施了相应的政策，【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这既印证了苻坚恢复皇权体制的志向，却从侧面证明了制度与现实政治的脱节，前秦最终便亡于社会整合的失败。

　　魏晋时代中国之所以难以统一，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整合以士族、豪族为代表的中层社会。士族和豪族在地方拥有强大势力，使得可供王朝利用的编户十分稀少，王朝的财政、军事力量得不到保证，如果不能将这些中层社会整合进政权之中，帝国的统治根本无法稳固。而在胡族政权之中，以君长、酋豪为代表的部落首领同样是与之性质类似的中层领袖，想要利用一项改革就彻底击垮他们显然是不可能的，所谓【始同编户】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理想罢了。

　　胡族体制被打碎之后，如何尽可能的整合胡汉中层社会力量便成为摆在北魏政权面前的重要命题，由此产生了宗主督护制。宗主督护制是对汉豪族权力的承认，也是对胡族酋豪的妥协，使之成为北魏政权的基层领袖，既吻合汉地的社会结构，也是北魏前半期国家力量的极限。

　　北魏的历史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期，前半期为后五胡时代，后半期为前北朝时代，划分的依据在于在孝文帝改革之前，胡汉民族矛盾依然是北魏政权的主要矛盾，但是政治矛盾也开始显现，而到了后半期，随着孝文帝改革的深入，民族融合逐渐完成，政治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北魏政权的主要问题，开北朝之先声。

　　自五胡后期以来，民族矛盾开始缓和，更为现实的政治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亦即如何整合社会各个阶层，巩固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帝国的统治。这一问题在五胡后期便开始出现，前秦和前燕给出不同的解答路径，北魏即将统一北中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能够得到顺利解决，恰恰相反，北魏政权内部出现了鲜明的政治分野。这一矛盾的第一次突出展现，在于崔浩事件。

　　崔浩作为太武帝拓跋焘的首要文臣，为北魏统一北方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仅仅是因为他屡出奇计大胜敌国，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作为北方士族的领袖，积极帮助北魏政权吸收北方士族，扩大了统治基础，推进了汉化进程。史载【冠冕州邦、贤儁之胄】【皆差次叙用】。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功臣，最后却在国史一案惨死，近人对此事论述已多，尤以陈寅恪先生所论影响最广。“崔浩事件的发生，表明在北魏的政治上，鲜卑部酋反汉化的力量超过了汉人儒家大族的汉化力量。”陈先生敏锐的抓住了北魏前期的胡汉民族矛盾，可谓真知灼见，但是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在于，在崔浩事件中太武帝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

　　《北史·崔浩传》记载【帝大怒，使有司按浩……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太武帝这种大怒应该说值得关注的，中国历来重视史书，但是因史书编纂而遭致如此灭顶之灾的事件却并不多见，崔浩为太武朝首臣，为北魏统一立下了不世之功，然而面对鲜卑贵族的攻击，太武帝不仅没有保护崔浩，反而借机大肆打击汉人士族，试想氐族豪酋何尝不愤恨于王猛，但是即使他们想要诛杀王猛，苻坚又怎么可能会应允呢?又据《魏书·崔浩传》【世祖继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可见鲜卑旧贵族对崔浩的不满早已存在，而太武帝却一心维护崔浩。那么何以在国史案中太武帝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崔浩与太武帝之间的关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不由得让我们深思其背后的政治因素。

　　《北史·卢玄传》记载【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崔浩所谓【分明姓族】直指恢复魏晋时代的门阀体制，让汉人士族进入进入北魏的政治核心，是孝文帝分定氏族的先声，太武帝与崔浩关系的转变，或因于此。

　　太武帝在位期间南征北战，统一北方，同时重视儒学，设立国子太学，加之部落传统的影响，太武帝的政治倾向带有鲜明的皇权色彩，强调君主的权威，然而崔浩在得势以后，试图建立门阀体制，这与太武帝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二人虽然表面上关系如旧，但是暗地之中确实矛盾丛生，最终导致了国史之案中太武帝不仅不维护崔浩，反而将之夷族的惨剧。

　　由此我们再来重新梳理一下崔浩事件所反映的现象，从民族矛盾的明线上来看，崔浩死于胡汉矛盾，但是从政治分野的暗线上来看，太武帝皇权政治与崔浩门阀政治的矛盾才是崔浩之悲剧的内在原因。

　　在北魏政权内部存在皇权君主、汉人士族、鲜卑贵族三种政治势力，分别对应着秦汉帝制、魏晋门阀、塞北部落三种社会体制，太武帝与崔浩因汉化的共同目标结合起来，崔浩帮助北魏吸收士人巩固其统治基础，太武帝则给予汉人高门以优待，二者共同合作，共同限制鲜卑旧贵族的反动。然而到了太武帝后期，随着士族大量进入政界，之前掩盖于汉化目标之下的太武帝和崔浩的政治分歧日益凸显，最终导致了二人的决裂，太武帝最终借鲜卑旧贵族之力对崔浩及汉人士族进行强力打击。

　　过去论及北魏政治，关注胡汉矛盾者多，重视政治矛盾者少，应当来说，在汉化集团内部，依照其政治理想的不同，又可分为皇权派和门阀派，因而北魏政权内部，既存在胡族势力与汉化集团的对立，也存在内亚部落体制、秦汉皇权政治、魏晋门阀体制三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对立，而这样的斗争在北魏之后的历史中依然存在，影响了北魏后期的历史。

　　魏晋南北朝重阳节的习俗有哪些

　　九月九日过重阳，重阳节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起初它是帝宫之中庆祝的节日，后来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期间历经许多朝代，不同朝代的重阳节，习俗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那么今天的老黄历就为你介绍，魏晋南北朝重阳节习俗。

　　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的《九日与钟爵书》中这样写道：“岁月往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可见古时三月三是到水边去，九月九是到高处去。春秋二节，一趋低、一就高。一踏青、一辞青。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也在重阳时大会宾朋、畅抒秋志。而南北朝时的《荆楚岁时记》中说：“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到隋朝时，杜公瞻在某注释中说：“九月九日之宴会，谓之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近代均设宴于台榭。”但其中没有说明南方怎么过重阳节。

　　南北朝时，重阳节有皇家骑射的礼制。皇帝先射，臣属从后，这和登山一样是体育、游乐性活动。在魏晋时期，重阳节的登高、插戴茱萸、赏菊、宴饮、吃糕等习俗已基本定型。驱邪避灾、祈求长寿和文体娱乐是节俗的主旨，人们的登高、骑射、佩戴和餐饮都围绕着这个主题。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阅读答案

　　①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

　　②唐代中叶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募兵制代替了包括府兵和兵募的征兵制，东晋南朝兵制的发展倾向是由世袭兵转向募兵制，因此不妨说唐代军事制度的变化乃是对南朝兵制的继承。如果说普遍征兵制的基础是大量自耕农的存在，那么唐代募兵制则是与庄田制的发展以及大批自耕农客户化相联系的。

　　③唐代政治、文化上最活跃的人物是进士出身者，过去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逐步为进士科所取代。进士科最重文学，而重视文学正是南朝的风气。

　　④唐代学术风尚的变化也呈现出南朝化倾向。早在南北朝后期，南学已经北渐。隋唐间，经学尊南抑北乃至舍北从南蔚为风尚，贞观中孔颖达奉命撰写《五经正义》，《周易》，《尚书》，《左传》皆舍北从南。开辟唐代中叶思想学术变化的韩愈、李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南朝经济注重义理的继承和发展。至于文学的南朝化则更早也更显著。南朝后期大家，前有沈约、任昉，后有庾信、徐陵，都是魏末齐周文人写作的楷模。直到唐代前期，活跃在文坛上的所谓初唐四杰，仍是师法南朝后期的徐庾体。唐代中叶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乃是对文学南朝化末流的反响。关于唐代书法方面十分显著的南朝化倾向，则为人所熟知。这里还要顺便提及，早在北魏孝文帝全面推行汉化政策时，自东晋至南齐承继并发展的汉魏以降的典章文物，经由刘芳、王肃等人传至北魏，为孝文帝所企慕和接受，后来构成隋唐制度的一个重要渊源。对之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早有详确论证，不必赘述。

　　⑤总之，由于晋末动乱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北方封建社会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从而与直接继承汉末魏晋传统的南朝出现了显著的差异。唐代的变化，应该说是最重要部分，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当然，我们决不能把唐代发生的变化都归之于继承南朝。有一些变化并见于南北朝，比如纳钱和纳庸代役和科举制的萌芽便是。又如唐代职官制度的显著变化乃是使职差遣官的产生，这完全是一个新的变化，我们在南北朝都看不到这种现象。至于生活、艺术方面，诸如服饰、饮食、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等，据近代人考证，在颇大程度上接受了国内西北诸民族和国外天竺、波斯东教的文化。这种被称为胡化的现象大抵起于北朝。我们这里只是相对而言，最足以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方面是南朝化或南朝因素。（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1、下列不能体现唐代南朝化倾向的一项是

　　A、唐代庄田制的发展及大批自耕农的客户化促使募兵制代替征兵制。

　　B、贞观中孔颖达奉命撰写《五经正义》《周易》《尚书》《左传》。

　　C、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最重要部分，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

　　D、唐代前期活跃在文坛上的初唐四杰的创作风格及唐代中叶著名的文学运动古文运动。

　　2、下列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在学术风尚方面，隋唐间就已经出现了南朝化倾向，到唐代中叶，韩愈、李翱又继承和发展了南朝经济注重义理的风格。

　　B、师法徐庾体的初唐四杰和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表现出对文学南朝化末流的反响。

　　C、唐代纳钱和纳庸代役并见于南北朝因此不能把唐代发生的变化都归之于继承南朝。

　　D、早在南北朝后期，南学就已经流入北方，到了唐代，更是从军事、政治、文化、学术风尚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南朝化倾向。

　　3、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认为唐代职官制度的显著变化与南北朝均无明显关联，而生活、艺术方面则与北朝有着直B、汉魏以降的典章文物是经由刘芳王肃等人的传播及魏孝文帝的重视，最后构成了隋唐制度的一个重要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