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七十之心:从心所欲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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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七十之心:从心所欲不逾矩

时间:2022-11-08 12:45:29 国学常识 我要投稿

孔子的七十之心: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在世时就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更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孔子的七十之心:从心所欲不逾矩,欢迎大家阅读。

孔子的七十之心:从心所欲不逾矩

  在孔子的文化生命中,七十是心灵最自由而圆融的阶段。他说自己“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即到了七十岁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却处处与人相融,与物相和,与世相安。

  孔子从“十又五岁志于学”为发端,其中志字,士下有心,即发心坚持于学习,到七十仍回到“心”,其一生所学,落实在此心之自由从容,圆融安详。这种境界,真如泰戈尔所言“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样的老来之境,心还是如此温暖而自如。

  古人认为“内不顺莫如舜,外不顺莫如孔子”。人生的遭际内外可以大不顺,心灵被苦难熏烤的结果却可以不是满目疮痍而是如宝石愈磨愈光华。这里面的诀窍在哪里?

  “从心所欲不逾矩”揭示了生命的自由和人世的规则在这位文化老者的身上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性。其对生命意义的启发有三:

  首先是祛除了一切对生命试图神秘化和完美化的虚幻。孔子一生艰辛却能快乐真诚,绝不把自己放在当世的祭台上让人膜拜,孔子在世时就辞“圣人”之称。后世的高推也不妨碍他在《论语》中所显现的生命自然与真诚。让人回到人本身,正视任何人都是有缺陷的存在,四十不惑说明三十会惑,七十的心灵自由与圆融说明六十的耳顺还不是最好的。生命不断探索与进步,不存在至境与完美。

  其次,揭示了规则来源于人,人不要被规则所残害。孔子认为一切规则都来源于人。规则既规范人,也滋养人。我们要善于看透规则背后的人心。罗素说过,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规则与自由的探索,孔子以他的一生揭示了人活着要参透规则与自由对于心灵与生命的养护。

  第三,人生要善于与人与物与世相融。我们如何对待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代表了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认知。自由与规则的一体两面使我们意识到人类面对外在需要相融。相融意味着人人平等,决定了社会伦理价值的高低。

  人物生平

  贵族出身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夏邑县)的贵族,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周初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之兄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是孔子的十四世祖。六世祖得孔氏,是为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国大夫,曾为大司马,封地位于宋国栗邑,后来在宫廷内乱中被太宰华督所杀。孔父嘉子木金父,木金父子祈父,祈父子孔防叔,孔防叔的孙子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避宋国战乱逃到鲁国的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定居,其官职为陬邑大夫。

  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儿子,小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请求纳颜氏女儿为妾。颜氏有三个女儿,只有小女儿颜徵在愿嫁叔梁纥。颜徵在时年不满二十岁,而叔梁纥已经六十六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

  早年经历

  孔子生而七漏,头上圩顶(意为头顶凹陷),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时,叔梁纥病逝。叔梁纥死后,颜徵在被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所以称自己虽然已经十五岁了,但志向在于做学问。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亲颜徵在去世。这一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十九岁,为了能够经常回到祖籍地宋国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国人亓官氏为妻。

  步入仕途

  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这一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因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来到鲁国朝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所以自称三十岁前后有所成就。这一年,齐景公与晏婴来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

  汉画像石《孔子问礼》拓片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王要像个君王,臣下要像个臣下,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魏献子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在近处不会埋没与自己亲近而有贤德的人,在远处不会埋没受人推举而有贤德的人,这可以说是仁义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晋国铸刑鼎。孔子认为晋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统治者没有好的制度和法度。

  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四十岁,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自称四十岁不疑惑。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家臣掌政。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隐而修著《诗》《书》《礼》《乐》,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各国,跟随他学习。阳虎想要见孔子,而孔子却不想见到阳虎,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随后孔子被升为小司空。

  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升为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鲁国大治。

  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隳三都的措施,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隳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春天,齐国送八十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

  周游列国

  孔子像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带领弟子离开鲁国来到了卫国。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的弟子子路对孔子见南子这件事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郑国的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慈惠的人。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因此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卫国。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离开卫国回到鲁国。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国使人聘鲁国,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鲁国来到卫国。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离开卫国西行。经过曹国,曹伯阳没有接见孔子。在曹国稍作停留,到达宋国,宋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五十九岁的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国、宋国、郑国至陈国,陈国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七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人,楚国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岁,称自己这时候,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自己颓丧的样子如同丧家之犬。

  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离开陈国,来到了蔡国。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从蔡国来到叶国。叶国君主叶公向孔子问政,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离开叶国返回蔡国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隐者。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与弟子在陈国、蔡国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国人相救。由楚国返回卫国,途中又遇隐者。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卫国,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讨伐鲁国,吴国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国,孔子夫人亓官氏去世。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派师讨伐鲁国,孔子弟子冉求帅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说是向孔子学来的。六十八岁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国。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至此结束。孔子仍有心从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季康子欲施行田赋,孔子反对。对冉有说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君子的行为,应该用他的礼数来判断。施舍的时候,会从重付出;做事的时候,会中庸而行之;死的时候,会对自己薄葬。

  返回鲁国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这一年冬天,孔子的儿子孔鲤去世。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七十岁,称自己这时候随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规矩。这一年,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伤,感慨到昔日曾跟随自己从陈国到蔡国去的学生,此时却都不在身边受教了。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三天,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恒,没有得到支持。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卒葬泗上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而且还被剁成肉酱。经过这一系列打击后,孔子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来见自己。于是叹息说泰山将要坍塌了,梁柱将要腐朽折断了,哲人将要如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了。孔子流下了眼泪,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很久了,没有人肯采纳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了。夏朝的人死时在东阶殡殓,周朝的人死时在西阶殡殓,殷商的人死时在两个楹柱之间。昨天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七十三岁,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

  孔子卒后,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唯独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受到人们的奉祀。

  主要影响

  道德学说

  孔子立像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政治学说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遵循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

  孔子主张的较低政治目标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其影响。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

  经济学说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在他的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若不富足,国君就不会富足。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

  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

  “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

  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史学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论语·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中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著名美学命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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