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隋唐演义》有感

时间：2022-11-24 08:41:55 读后感我要投稿

读《隋唐演义》有感

　　读完一本名著以后，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为此需要认真地写一写读后感了。可能你现在毫无头绪吧，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读《隋唐演义》有感，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隋唐演义》是一部特点鲜明、艺术成就突出的历史演义小说，其带有更为明显的英雄传奇色彩。作者在揭示这些草莽英雄命运时突出了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既描述了他们可歌可泣的传奇式经历，又揭示了他们的悲剧，体现了较新的英雄史观。

　　古代史家在谈到历史发展、变化的时候常常会使用“时”、“势”之类的概念。如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就以“势”来论说封建制的产生，指出：“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苏东坡则认为：“圣人不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王夫之说：“一动而不可止者，势也。”在他看来，势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动向，因此，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就要“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在这些史家、政治家看来，“时”和“势”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人们不能制造它，但却可以认识它、利用它，“圣人”的高明之处就是“能不失时”。本传中的李圆通、来护儿、张定和、麦铁杖等都出身贫贱，由于“遇其时”而在隋朝统一的过程中屡建战功，成就了一番事业。“时势造英雄”，这可以说是古代史家比较普遍的一种历史观，同时也是历史小说着力表现的一个主题。

　　隋末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隋唐演义》中所写的李密、窦建德、秦琼、程咬金、徐懋功、单雄信等都可谓是一时之俊杰，他们大多出身于社会下层，是隋末大动乱的“时势”将他们推上了历史舞台。在作者看来，“人生天地间，有盛必有衰，有聚必有散。处承平之世，人人思安享守业，共乐升平。若处昏淫之世，凡有一材一艺之士，个个思量寻一番事业，讨一番烦恼；或聚在一处，或散于四方，谁肯株守林泉，老死牖下？”隋末正是一个天下大乱的“昏淫之世”，在这样的乱世中，豪杰之士都想有一番作为。单雄信就明确表示：“天生此六尺之躯，自然要轰轰烈烈做他一场，成与不成命也。”徐懋功也“有意结纳英豪，寻访真主”，试图有所作为。隋炀帝的暴政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英雄们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事业成就与否却取决于自己能否认识时势、把握机遇。隋唐英雄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秦琼，在《隋史遗文》和《隋唐演义》中他都是最重要的角色，两个作者都用了大量笔墨细致地描绘了他从市井豪侠到开国功臣的人生历程。

　　秦琼的人生道路给读者留下了三点启示：

　　首先，时势造英雄。小说中的秦琼本来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豪侠，他出身于世代将门之家，朝代更替的巨变使他沦落于下层社会，但他的人生理想仍是“为国家提一枝兵马，斩将搴旗，开疆展土”在小说中他是一个忠、孝、义俱全的英雄，然而，“忠”和“义”的矛盾常常使他处于两难的境地，而与生俱来的侠义性格更注定了他人生道路的坎坷。尽管他一再克制、忍让，但楂树岗救李渊、长安城打死宇文公子等义举却使他与当权者发生了直接冲突。因此，尽管他为大隋屡立战功，最终还是被逼上瓦岗，走上了造xx的道路。正是奸臣当道的现实使他为国效力的梦想一再化为泡影，但也正是因此才使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并成全了他的英雄事业。

　　其次，“识时务者呼为俊杰”。与那些图王争霸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秦琼从一开始就给自己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

　　有一大段徐懋功与秦琼的对话，徐懋功首先对当时的形势做出了判断：“不出四五年，天下定然大乱。”然后对当时的一些豪杰一一作了评判，他认为自己与秦琼都是“一时之杰”，“俱堪为兴朝佐命，永保功名”，但前提是必须“择真主而归之，无为祸首”。在“天命”已有所归的形势下，不为祸首，择主而事，这可以说是秦琼之类的英雄事业成就的关键。

　　第三，要顺应“时势”。秦琼一生最为关键的决断无疑是投唐，但这个决断的作出却是十分艰难的。多年征战的经历使秦琼对当时的局势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他知道李世民才是“真命之主”，因此在李世民危难之时就曾出手相救，但传统的忠、义观念又使他无法另做选择。李密的投唐和败亡为他解除了道德上的束缚，在稍作犹豫之后他最终投向了唐营。

　　在隋末的大乱中，图王争霸的英雄层出不穷，像李密、窦建德等都可以说是一时之豪杰，然而，他们最终都没能成就大事。这些豪杰为什么会失败？这也是作者极力思考的一个问题。作者认为，这些豪杰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缺乏对自己的准确认识，由于不识时务而导致了个人的悲剧。在作者看来，天命已有所归，个人的努力无法改变天意，因此，英雄们的图王争霸也只能以失败告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强调天命难违的同时，也对这些豪杰失败的原因作了理性的分析。

　　在隋唐历史上，李密是一个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又颇受争议的人物。在古代史家那里对他的评价就有较大的差异，但也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肯定李密的个人才能。在《隋唐演义》中李密的才能和作用明显弱化了，作者有意删减了表现李密才能的情节，淡化了李密的功绩，同时又突出了他的失误和无情，因此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人物的基本形象。但是，就对李密失败原因的分析而言，《隋唐演义》又远远超过了其他作品。

　　在隋末义军中，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队伍。然而，这支队伍却因一战失利而解体，其中的原因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李密为什么会失败？

　　李密之败的客观原因：刚刚与宇文化及打完仗，“劲兵良马多战死，士卒疲倦”，王世充是“乘其弊而击之”。此外，也有主观上的原因：王世充有备而来，而李密却“有轻世充之心，不设壁垒”，结果在王世充的突然袭击下全军溃败。

　　《隋唐演义》中关于李密败亡的描写一方面借用了《隋唐志传》、《大唐秦王词话》中民间色彩较浓的情节，另一方面又继承了史官文化的理性精神。在褚人获笔下，飞鼠耗粮是一种灾异，周公托梦是王世充的一种策略，而所谓的阴兵则是一伙脚踩高橇、面带鬼脸面具、身穿五色衣服的士兵所扮。这样的处理不仅使故事情节更为生动，同时也对李密失败的.原因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然而，作者的思考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他还结合李密的性格特点，从更深的层面对他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在作者看来，李密之所以失败至少还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杀翟让而失人心；其二，自矜其才，不善用贤。历史上的李密的确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物，但他的一个致命弱点则是自矜才高，不善用贤。

　　与李密的被弱化、丑化相反，隋唐题材小说中的窦建德形象则是逐渐被美化的。在《隋唐演义》中窦建德的故事前后写了9回，比较详细地展示了他颇富传奇色彩的一生。在小说中窦建德是被作为一个正面英雄形象来塑造的，作者突出了他的品德，也强化了他得民心的一面。窦建德兵败被擒，他治下的百姓哀痛不已，就连郑国的百姓也为他感到惋惜。作者对他有明显的好感，不仅改变了他被杀的结局，同时还对他的失败表示了遗憾和无奈。作者将窦建德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命”和“数”，这与他对这段历史的整体思考是一致的。

　　但与李密一样，在对窦建德失败原因进行具体分析时作者也坚持了理性的原则。小说中用“愎谏逞强谁与救”的诗句总结了他的一生，同时还通过两件典型的事例刻意突出了这一点。其中一次是与罗艺交战时因“欺敌”而招致的大败。夫人曹氏也为他作了这样的分析：“陛下尝能以弱制强，稍得一胜，便起骄矜之意，以致三军损折。不以为戒，妾等无所托矣！”事后他听从了曹后的建议，“下诏罪己，去尊号，减御膳，素袍白马，与死者发丧，周给其家属，赏功罚罪，以安众心”，使“远近闻之，无不叹服”。接着又礼贤下士，得到了杨义臣的鼎力帮助，从而取得了征讨宇文化及之战的胜利。然而，在取得这次胜利后不久窦建德又犯了相同的错误。王世充被李世民围困后派孙安世前来求救，孙以宝物馈遗窦建德部下，因此诸将皆“撺掇”他出兵救郑。祭酒凌敬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并给他提出了正确的建议，但窦建德却认为这是“迂阔之论”。当曹后再次给他忠告时，他则表示：“孤自主裁，毋劳国后费心。”于是贸然

　　出兵，结果战败被擒，并因此葬送了自己的英雄事业。

　　历史不是一个人创造的，事业的成功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事业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能用众人之长，发挥集体的智慧和作用，而自矜其才、刚愎自用则是一个领袖人物之大忌。毫无疑问，小说中的李密和窦建德都是悲剧性的角色，他们的悲剧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命运悲剧，但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更是一种性格悲剧，他们都是因为性格上的缺陷而导致了事业上的失败，作者借此所进行的历史反思是比较深刻的。

　　值得注意的是，《隋史遗文》最后一回是“百战勋秦琼赐宴”，全书以秦琼等草莽英雄的功成名就、封妻荫子告终；而《隋唐演义》中众英雄出演的最后一幕则是“出囹圄英雄惨戮”，作者以单雄信之死结束了草莽英雄的故事。小说以浓墨重彩渲染了单雄信受刑的场面，一方面突出了英雄们的义气，同时也表现了单雄信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因而使作品带上浓重的悲壮、感伤色彩。在这段故事结束时作者写下了这样几句诗：“秦王虽说得中原，曾不推恩救命根。四海英雄谁作主？十行血泪泣孤魂。”字里行间有对李世民的不满，但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对这些英雄的同情和痛惜。褚人获根据自己的理解重塑了这些英雄形象，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救世”理想，同时又要通过他们的坎坷经历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情，因而谱写出来的就是一曲乱世英雄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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