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范文5篇
读完一本书以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此时需要认真地做好记录，写写读后感了。可能你现在毫无头绪吧，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范文篇1
一开始看见这个名字我便觉得这是一本我不会感兴趣的书，无非是枯燥的历史，干巴巴的如同教科书一般。可是当真正静下心来读它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当你真正接触历史最真实的一面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思考问题的角度都会因此转变，于是理解了为何会有那么多人狂热的喜爱钻研历史，只有通晓了无论是民族还是文化的本真和根源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当今的文化和自身的发展。由于时间仓促只浅读了前几页的内容，还不能全面地评价万历皇帝及其执政的这十五年。
但仅从这几页的介绍，使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古代皇帝于其光鲜外表下的悲哀与辛酸。也许我们总在一些古装片中看见皇帝们无非是摆摆架子便可终日享受奢华安逸的生活，尽是佳肴美酒，美女良宵。其实尽管这些皇帝们生来便有着皇帝命，可是他们并不是出生就会管理国家，就能威震天下的啊。万历皇帝八岁就加冠成年次年便登基为帝，可以说完全没有机会享受童年就被迫参与到成人的世界中，学会发号施令，遵守各项礼仪。
他并不比一般的小孩子轻松，他要一边学习经文书法一边治理朝政，还要顶着作为一国之君的巨大压力看大臣勾心斗角，争权夺势。他明明与母亲母子情深，却因为皇太后和皇帝的头衔不得不程式化冷冰冰的对待彼此。还有那些皇帝要盛装出席的活动，都必须在众人的注视下一丝不苟地严格遵守传承至今的各项礼仪规定，不出纰漏。万历皇帝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天赋才华的君主，他能够幼年识字，并在八岁便练得一手好字，能够在刚刚执政的时候就凭袖子里的字条应付下来早朝。我想如果不是封建宫廷的刻板束缚，他或许可以在文学艺术方面获得很大的造诣。我觉得作为一个皇帝，就是要完全打磨掉自己的个性，将自己心甘情愿地装在一个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皇帝的套子里。
所以想到这些，着实为他感到心酸。当然折磨皇帝的很大一个因素就是封建社会中繁复冗杂的礼仪条规和遗留至今的形式主义。关于早朝中对皇帝和大臣们的细节要求，实在令人感到难以接受，礼仪应该作为一个约束民族形象与文化发展的形式存在，而不应该成为一个民族自身的负担，我认为彼时明朝的宫廷礼仪已经到了影响人们生活的地步，是完全应该废除一些繁琐的形式的。
我想当今大家大肆批判的形式主义之所以一直难以根除，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民族历史遗留的问题，当我们回顾历史便可以发现，很多现在存在的问题，正是从那时就已经出现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口口声声的进步和发展在文化很民族性上似乎并没有达到完全的实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多读读这样真实的历史书籍，也许真的可以让我们对自己对社会都产生不一样的看法和全新的思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范文篇2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评价很高，作者是黄仁宇。它的重要在于，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种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黄仁宇的这本书，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道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谈到这本书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看完《万历十五年》之后的感觉就是佩服作者对历史的所用观察视角。通常一般的作家，不管是哪类作家写历史总要从整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找这个朝代的衰落过程，然后再从这些研究结果来证明这个朝代的各式人物或成或败的原因。但是黄仁宇老先生却不同，他是反着来。他是从各式的人物命运的起落中梳理出当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是以是一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并且以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各式人物（如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等）的悲剧结局来推导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且里面引经据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实记载的文献资料作为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这就保证了它的可靠性和学术性和来源。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独到所在，本书也正是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对从前和将来的发展展开详细，独到的诉述。一般来说，记载、研究历史的书籍都大凡枯燥乏味，但此书却不同，黄仁宇老先生的妙笔，读起来既又不枯燥也不乏味，反而读起来像侦探小说一样一气呵成，让人深入其中。本书中最有趣的莫过于那些例子，这些例子不但闻所未闻，而且完全颠覆了我们一般在影视作品或者文学作品当中所见到的历史。在这里历史总是很有趣甚至是幽默甚至是不可能，根本不像是真的历史，倒像是作者杜撰的小说。比如戚继光也会向张居正行贿，万历皇帝和当时的朝臣是对立的两派，最惊讶的莫过于当时倭寇的入侵并非单纯的外敌入侵，而是由于万历皇帝关闭了当时的海关大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原来沿海经贸比较发达的对外贸易关系受到重创，农民不堪其苦便纷纷联合海盗里应外合反抗朝廷，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本来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又被消灭了。这些都跟一般历史书上的记载和坊间流传的完全相反，但从作者对这些看似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例子的中又可以让我们找到史料上的出处，这些例子的确都是有文献的真实史料，而非作者杜撰或者臆造的。
作者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为了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本书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共分七章，每章的标题分别为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作者在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作者自序）此书重点描述了几个的人物：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将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万历皇帝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范文篇3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不见风雨飘摇，也触不到病入膏肓，唯有隐隐发痛的“慢性病”，让人在平淡无奇的日子中，感到些光阴的懒懒流逝。黄仁宇先生用历史学家的视角，文学巨匠的情怀，带领我们凝神此刻的中国，在时间的温暖里，切开一个断面，揭开曾经的故事。作者截取了从皇帝、宰相、士大夫到六品官员、军事将领、儒家信徒等六方面人物的片段来组成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的群像，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展现了明代中国所谓僵化的、保守的官僚体制与落后的、混乱的、零碎的税收管理体系，并以极为个性化的叙事风格刻画了为实现治平抱负而在体制中抗争与灵活变通的人物。为我们摹画出明代建国初始的小农思想与顶层设计，即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的清晰图景。
贯穿《万历十五年》整部书的一个思想主线就是，西方近代化的技术、组织与制度的理性化、尤其是财政税收体制上的数目字管理化并没有在明代中国发生，而与此同时的西方正处于迈向近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关口。作者一方面是在为中国错失这样的良机而继续沿用传统的老体制不思进取而感到惋惜，另一方面也是在为中国没有走上这条西方式现代化的道路而诊断病因。在作者看来，中国的沉疴痼疾就在于以道德、礼义代法律、以道德代技术的传统思维，而这两项是儒家思想规训下的文官集团的铁律。铁板一块的文官集团在维护祖宗成宪、先圣经训、仁义道德的名义下坚守着他们所认定的“政治正确”，而这背后渗透了多少个人利益的考量与权衡，则是以非常道德化的面目表现的。相形之下，被文官集团裹挟与道德绑架的皇帝看起来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其所谓的专制权力并没有流俗理解的那样绝对独裁与不受限制。甚至于万历皇帝无奈地选择“罢工”来消极地回应，与整个文官集团作对。无怪乎，明代文官集团会推出像张居正这样的权臣，也会涌现像崇祯这样试图重振朝纲、大权独揽的强势皇帝。可以说，有明一代的最终衰败从一开始明太祖建国所定的基调就被决定了。
在具体的行政管理与社会治理上，明代中国以儒家的道德规训和政治教化代替了技术专家与法律思维。而这是与马克斯·韦伯揭示的技术与制度的理性化、科层化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后者被认为是近代资本主义能够产生以及现代国家构建的关键。“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是明代从最初建国就定下的基调。作者指出，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作者所选取的极端典型就是被他戏称为“古怪官员模范”的海瑞。一方面，他以极缺乏人情味的严厉法律思维却又推行极为重视人情味的人伦道德，把儒家的忠孝仁义的价值推行到极致，以至于到了违背实情、不顾事理的地步。他所关切的并非事情的是非曲直，而是儒家人伦的道德教化、纲常名教是否能符合圣人所认定的“正确”。另一方面，海瑞又呈现出极为重视规则、不顾人情的理性主义法律思维的一面。不懂得变通与灵活性，对于儒家极为重视的经权问题并没有深刻的领悟。这就决定，海瑞只能作为一个官员楷模的道德典范被朝廷树立（清流），而朝廷所重用的却是一帮深谙权术、懂得现实政治运行法则的更为务实的官僚（循吏）。作者认为，凭借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的个人道德自觉，加之具体处理这些诉讼时的过于自信、自用，而没有任何周密的规章程序以及处理诉讼的专门机构，海瑞注定是要失败的。
作者尖锐地指出，在僵化保守的文人治国的“铁笼”中，也有极个别以一己之力来冲击整个腐朽体制、试图改变保守落后的局面而锐意进取有所作为的英雄。其中之一是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为了施展平生的报复、实现抗倭的大业，深谙现实政治的戚继光知道必须先获得权位，而他选择了一条捷径：直接攀附当时的权臣张居正，通过送名贵礼物获得后者的赏识与欢心。而张居正也是慧眼识英才，重用了戚继光，才成就了明代抗倭的大业。然而，戚继光以一介武夫来试图革新军事体制与设备的努力却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反对而失败。像戚继光这样一位刚毅果敢的卓越军事将领想要提倡新的军事技术、极端军事效率的改革尝试必然失败，因为这打破了整个文官集团所维系的平衡，是与文官集团所要维护的轨道是相冲突的。“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技术、效率总要让位于文人治国与稳定性的考量。在事实上，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而由于这个集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他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性格作为标榜，而责成全社会向他看齐，造成了整个行政的低效。
在税收和财政管理的体制上，明代中国显然缺乏精细的数目字化管理，并且体现了浓厚的农业立国的小农经济思维，以及对工商业的严重抑制。作者以来往官员的旅费这个事例说明财政管理的碎片化与自给化程度，根本没有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一杆子插到底的管理体制。按照明律，这笔费用由各大户分摊，根据固定的数字来征收，这样就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就连军队的军饷都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的五千个纳税人把它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军士家里。实际上，作者对财政税收制度的批评把矛头对准了儒家思想与文官集团对技术的排斥、抵制以及以道德立国的思想。所谓“君子不器”的儒家思想深刻铸造了传统文官集团的政治性格，那就是在思维上极力排斥与抵制“专家治国”式技术主义的行政方向，而以道德的教化治理国家。因此，这种政治体制设计的目的就不是效率主导，而是以稳定、遵守惯例或成宪为首要宗旨。
然而，作者的视野还是有非常强烈与明显的韦伯理性化理想类型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明显是站在西方近代化的立场上反观与评判中国。他更多地只是诊断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与政治教化模式的问题，而忽视了这个体制之所以长期延续并成功占据中国人心灵的优点。历史研究已表明，同一时期的西方在财政税收体制上并没有比明朝精确化与高明到哪里去。如果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理性化的官僚制特征的描述与定义，比如分工的专业化、名实的相符、非人格化、等级化等标准，中国早在秦代就建立理性化的官僚体制，虽然它远非近代西方那种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建构模式。若是从近代西方传教士的眼光看来看待明代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传教士们经过观察中国的政治体制后都惊呼中国已经实现了哲人王治国，他们对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儒家士大夫担任文官的制度是非常赞赏与仰慕的，并积极地向西方推介。这是因为，“君子不器”的思想早已被孔子深深地刻铸在中国读书人的心中。中国人的政治是培养精通儒家经典的、有深厚人文教养的德才兼备的通才而非技术性专家来教民、化民，这是中国政治的逻辑，它所着力的是安顿人心、立己立人、修己安人的志业。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文明从源头起就是一种连续性文明，生产的发展、血缘被地缘取代以至于国家的产生都是由于政治的程序来完成的，而西方则是一种断裂性文明，生产的发展是依靠技术、贸易的突破性提高导致的，因而西方走向了一条向外索取与扩张的技术革新、航海发现、海外贸易的`路线。
黄仁宇先生的笔墨，让我们看到静静潜伏于历史穴罅中的明朝，怎样呻呤着属于它的孤寂。也让我们聆听到作者抒情的挽歌中充满遗恨的沉重叹息。历史，是这样势不可挡地客观前行。只有学会在细节中窥视真相，懂得顺势而为，方可不溺于历史长河而延绵不息。站在40多年后反观《万历十五年》，我们更应清楚我们文明与道路的来龙去脉，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重新反思我们的独特性，以及走向更美好未来的自觉坚守与选择。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范文篇4
读书是习惯，但不一定是好习惯！如吸烟、如酗酒。中学时为了逃课而不过于自责，养成了读闲书的习惯，这习惯一养成就戒不掉了，一直保持到今天，以至于每年都要网购些闲书来读。说这习惯未必是好习惯原因有二，一是读书多了不但不会促进思考，而是怠于思考了，以至于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要到书本中去求证才算得到了认证；二是书读多了思想杂了，以至于对于现实中的事事与非非不能果敢地认知与判断，往往在茫然中断送了许多机遇。书是一定要读的，但要读适合的书，读适可的量。
《万历十五年》是非管理类、非金融类、非法律类书，于我来说自然是闲书。看电视剧时，育良书记读了，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我没读；逛书店时，书店老店热情地推荐过一回，我没读；在朋友的桌面上发现了它的存在，我没读。十月间利用早晨、晚上、出差的空闲读完《白鹿原》后，突然没有什么想读的书了，空闲时间一下子空闲了下来。闲来无聊，在与一位挚友聊天时，他郑重并诚恳地推荐了《万历十五年》与《北京法源寺》，于是这二本书就摆到了书桌上。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1573－1620年），共使用了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万历十五年是1587年。黄仁宇先生选择万历十五年，不是为了讲述万历十五年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以万历十五年为切入点，对明朝的政治（明神宗）、经济（张居正、申时行）、军事（戚继光）、文化（李贽）进行剖析，阐述自己的历史观、社会观、人性观等等。书中从文官政治体制中审视个体的挣扎与存在，用现代政治、经济、历史技术分析评判明代中后期的历史变迁，自人性的角度看待历史人物的处世观，总之此书大视野、小视角，字字珠玑、句句灸痛。
开国君主有开国的难，万物皆衰、百废待兴、陈章立制、千头万绪；守成君主有守成的难，旧例积循、上祖下效、臣僚杂利、新盾待破。读后感万历十岁即位，李太后称制，张居正独揽军政，推行“一条鞭法”，是为“万历中兴”。万历即位时明代立国二百余年，几经中兴，国库虽不线腐钱散，但也不会像崇祯朝一样捉襟见肘；积弊虽深，改之亦艰，不改也不至于国倾家覆。整上国家似乎是一锅六、七十度的温水一样，不冷、不热，不至于冻成一坨，更不至于沸腾！
万历欲有所为，偏偏又掣肘过多，性格儒弱，与其因变革打破平衡、生出事端，还不如避舍静观、左提右挈、相互制约、无为而治。国如此，人如此，能奈何，只如此！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范文篇5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不厚的书，作者没有写整个明朝波澜壮阔的历史，只是截取了其中短短的一年，写了这一年中有深远影响的几个名垂青史的人物：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
万历：《万历十五年》里最少不了的就是这位万历皇帝，这是他的朝代，这是他当皇帝的第十五年。他是被大多数人所鄙夷的荒唐君主，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三十年不上朝，不承担应有的责任。可是细究根源会发现，他之所以这样也有着他的无可奈何。
登位之初，他就得到了德高望重的张居正教导和辅佐，处处对他严格要求，希望他能成为一代明君，他也时时这么要求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心目中的这位完美人臣只是对他要求严苛，而对于自己却十分放纵，顿时，他的道德楷模坍塌了，对张居正的信任也一落千丈。
虽为天下之主，万历却发现自己无法对抗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大臣势力，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木偶，处处受限制，动不动就被大臣们搬出来的祖宗法制和先贤道德压制，而他自己又缺乏迂回斗争的技巧和耐心，也不懂得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他采取了一个最简单最无奈的方式——置之不理、听之任之。他用这种负气的方式与他的大臣们做斗争，最后是两败俱伤，为王朝的颠覆埋下了隐患。
申时行：作为万历十五年的首辅，申时行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在皇帝看来，他是群臣之首；在大臣看来，他是皇帝的心腹，这是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角色，他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应对着。
他既要否定有恩于他的张居正的所做所为，又要想尽办法报答恩人的知遇之恩；他既要让皇帝相信他的忠诚，以此获得皇帝的信任，从而使政令得以实行，又要让大臣们相信他的耿直，敢于劝诫皇帝，为了祖制和道德敢于奋勇抗争，敢于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他所做的事情似乎总是想两面讨好，左右逢源，徘徊于各种矛盾中，让各种势力达到平衡，但是有时也会事与愿违，两面不讨好，给人留下太过圆滑、老成持重之感。
他所追求的办事原则是处置得当而不生事端，所以他时时防范于未然，不急功近利，处处顺势而为，隐忍内敛，足见他的韬略和城府。他有着清醒的现实感，适应当下所处的环境，做起事情来游刃有余，有取胜的把握，绝不以卵击石、缘木求鱼。
他在任期间，慧眼识才、知人善用、任人唯贤，竭力保全国家的人才，巩固了国之根本，实乃帝国之大幸。他是帝师，又广收门徒，因为他深知道德习惯和人事手腕是在无法改变的体制下最有可能操控的统治手法，而师生关系则是人事关系中一种较为特殊的关系，既可推心置腹又可管带教辅。
尽管他小心谨慎、委曲求全，但是依然难抵众口铄金，被迫辞任首辅，闲居在家，寄情于诗赋。一个曾经身居高位的人回想自己的一生时，又怎能真正忘却那些曾经的往事？他会为自己申辩，为自己鸣不平，但是命运使然，徒留伤感而已。
戚继光：他是一代抗倭名将，战功赫赫，彪炳史册。在文官集团掌管朝政的明朝，作为一名武将，要想做出点成绩，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他以自身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华得到了一代权相张居正的赏识和提拔，张居正力排众议，全力支持他的军事理想，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有了后勤资源的有力保障，戚继光在他的军事舞台上长袖善舞、独领风骚，将他的军事理想付诸实践，取得了前人难以企及的光辉战绩，保全了国家的颜面，维护了百姓的安宁。
他不是好高骛远之人，在武将处处受制约的现实环境中，他不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不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只要在可以做的范围内，他就会把事情做到极致，做到至矣尽矣。
和申时行一样，戚继光亦知在顽固的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做好的事情，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他笼络财富，报答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居正；他千金散尽，结交各方权势。他不是一个贪财之人，从他去世时所剩无几的资产就可看出，他只是用钱来完成他的军事理想，铺平他的梦想之路。
然而命运弄人，当张居正这棵参天大树轰然倒塌时，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一代将星只能卸甲归田，终此老矣，令人扼腕！
海瑞：我小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位青天，受万人爱戴，与包拯齐名。作者在书中则无情地指出他是一个道德的怪胎，一个迂腐的守制者。
他严格地按照儒家思想道德的要求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廉洁奉公，体恤民情。但是在一个缺乏法律而仅仅只是靠道德维系的社会里，他的死板让他很难突破已经不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他看不到时代发展的趋势，他不是一个改革者，而只是一个墨守成规的维护者。他维护从小所学的鸿儒圣贤，维护先帝的法制，甚至维护很多不合时宜的弊端，例如重新启用洪武年间剥皮填草的酷刑来整治贪污。
海瑞是万历年间的道德偶像，但是他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乎其微，他是人性中的一个例外，有着严格的自律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仰，但很难成为普世的价值观，因为他忽视了人性的根本需求是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满足的，而不是一味地克己复礼，墨守成规，待在原地踏步。这样的人眼光非常狭隘，无法做出一番事业，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
张居正：他是万历年间甚至是整个大明朝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在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他早已去世，而且以往的功绩被全盘否定，此时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十恶不赦之人，与他在位时的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容貌英俊，重用人才，洞悉社会发展的禁锢，力图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整顿官场和社会的秩序。以他当时在朝中的地位和太后皇帝对他的信任，他也许真的可以顶住各方压力、只手换天，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时运不济，正当他可以大展鸿图之时，却驾鹤西游，留下了身前身后事待与人评说。
当活人斗不过时，死人是最容易被欺负的。他身前所得罪之人在他去世后纷纷站出来，各种有的没的罪名尽情罗织，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而他最终的失败还是源自于失去了皇帝对他的信任，这一方面是他的宿敌群起而攻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严于待帝，宽于待己的结果。他要求皇帝勤俭节约、励精图治，可是他自己却骄奢淫逸、独断乾纲，当这样的事实摆在皇帝面前时，不由得他不对这位夕日推崇有加的肱骨之臣失望至极、愤恨至极。于是一时间张居正便从天堂坠入地狱，从无限风光变为祸及子孙，如果他地下有知，不知会做何感想。
如果张居正能够多活几年，那么他所主张的一系列变革措施说不定是可以顶住压力推行下去的。这些措施不是空喊口号，也不是不识时务地抬出祖宗家法、圣贤之言，这些措施较为切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能够较大程度地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商业的发展。
如果历史真的可以改写的话，那么明朝的资本主义或许可以有所发展，也许历史会走向另一个方向，也许有太多未知和可能，然而历史没有给张居正这个机会。
李贽：他反对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这在当时是绝对的叛逆。明朝的开国皇帝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格外重视儒家经典思想，以此为立国之本，四书五经更是被奉为经典中的经典，是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是莘莘学子们穷尽毕生而需要研习的书，以此而形成的八股文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发展所形成的影响和禁锢颇为深远。
中国明朝的知识分子从小就被迫浸染在儒家先贤的思想中，世代相传，很难接触到其他思想。他们从小就被灌输儒家思想是天底下唯一的真理，是他们言行的操守和准则，信奉它，进可居庙堂之高，退可为众人师表，是当时社会无法动摇的价值观，深入人心。
大部分读书人从小所读的书是一样的，所受的教育是一样的，形成的道德观是一样的，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这样的结果是方便了皇权的思想控制，但也约束了社会深度发展的可能性。
在这样强大的思想统治下，任何有悖于传统儒家思想的想法都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而李贽就是这么一位异教徒。他反对儒家思想，提倡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功利主义，重视商业，强调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他的这些思想有着时代的先进性，但是他要反抗的思想体系过于强大，他的奋斗如同以卵击石，而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并不是那么严谨、那么坚固、那么有说服力，很难大范围地影响很多人，他最终作为不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异类被关了起来，结局是自杀身亡。
他的出现摇下了儒家正统思想这棵大树的几片叶子，但没有撼动它的根基。可是他让我们看到了在如此强大的思想统治下，还是有人开始质疑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试图打破那些金科玉律，攻破这个看似完美无缺的壁垒。李贽有他的先见，也有他自身的约束，他不完美，但他却是一个开始，一个先行者。
万历十五年仅仅是明朝两百多年历史中的一年，但是这一年中所发生的事情对整个明王朝国运的走势却是影响深远的。作者处处强调他的大历史观，把事情放到上下几百年的维度中去看，不计较一时的利弊得失，更客观地看到一件事情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当我们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待历史时，我们会多一份更清醒更全面的认识，以史为鉴，才能为当下做出更明智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