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是哪个朝代的

时间：2023-04-06 08:34:05 泽彪语文百科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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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是哪个朝代的

　　张岱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汉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那么张岱是哪个朝代的呢？下面小编为您整理张岱是哪个朝代的，希望能帮到您！

　　张岱是哪个朝代的

　　晚明

　　人物生平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张岱出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一个累世显宦之家。他的高祖张天复，是嘉靖廿六年（1547年）进士，官至云南按察副使，甘肃行太仆卿。曾祖张元忭，隆庆五年（1571年）状元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左谕德。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官至广西参议。父张耀芳，副榜出身，为鲁藩右长史。张岱的出身，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先辈均是饱学之儒，精通史学、经学、理学、文学、小学和舆地学。被舅父夸为“今之江淹”。天复、元汴父子曾撰修《绍兴府志》《会稽志》及《山阴志》，“三志并出，人称谈迁父子。”（《家传》）（下引张岱诗文及评论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夏咸淳点校的《张岱诗文集》者，均只注篇名）祖父汝霖，“幼好古学，博览群书。”（同上）至老，手不释卷。曾积三十年之精神，撰修《韵山》，后因与《永乐大典》类同而辍笔（《陶庵梦忆韵山》）。

　　十年，不下三万卷。”（《陶庵梦忆三世藏书》）顺治三年（1646年）避兵入山，仅携带数箧书籍而行。而所存者为清兵所居，日裂以炊烟，以当箭弹。40年所积，荡然无遗。

　　张岱的出身，还是一个文艺之家。祖孙几代都工诗擅文，咸有著述。天复有《鸣玉堂稿》，元忭有《不二斋稿》，汝霖有《石介园文集》，耀芳“善歌诗，声出金石。”（《家传》）张氏从汝霖起，自蓄声伎，讲究此道。耀芳“教习小蹊，鼓吹戏剧。”（《家传》）到张岱这辈，则“主人精赏鉴，延师课戏，童手指千。蹊童到其家，谓‘过剑门’，焉敢草草。”（《陶庵梦忆过剑门》）他拜师学琴，习曲三十余首，指法“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同上《绍兴琴派》）并“结丝社，月必三会之。”（同上《丝社》）张岱仲叔（张）联芳，“能写生，称能品”，与沈周、文征明、董其昌、李流芳辈“相伯仲”。又好古玩，富收藏，精鉴赏，“所遗尊罍、卣彝、名画、法锦，以千计。”（《附传》）张岱耳濡目染，亦自手眼不低，所作种种文物古玩之题铭，诸多磁窑铜器之品评，确为行家里手。

　　张岱生活于明朝末年。明中叶以后，宦官擅权，佞臣当道，特务横行，党争酷烈，内忧外患，愈演愈烈。贤能忠直，或被贬逐，或遭刑戮。与此同时，思想界涌现了一股反理学、叛礼教的思潮。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公开标榜利欲、欲为人之本性，反对理学家的矫情饰性，主张童心本真，率性而行。这无疑是对传统礼教的反叛，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的挑战。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文人士子在对社会不满之余，纷纷追求个性解放：纵欲于声色，纵情于山水，最大程度地追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他们一方面标榜高雅清逸，悠闲脱俗，在风花雪月、山水园林、亭台楼榭、花鸟鱼虫、文房四宝、书画丝竹、饮食茶道、古玩珍异、戏曲杂耍、博弈游冶之中，着意营造赏心悦目、休闲遣兴的艺术品味，在玩赏流连中获得生活的意趣和艺术的诗情；另一方面他们在反叛名教礼法的旗号下，放浪形骸，纵情于感官声色之好，穷奢极欲，焚膏继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张瀚《松窗梦语》卷七）如果说前者主要表现他们的避世玩世的话，那么后者主要发泄他们的傲世愤世。在张氏祖孙的交游中，不乏这样的文人名士。如徐渭、黄汝亨、陈继儒、陶望龄、王思任、陈洪绶、祁彪佳兄弟等，正是这样的家庭出身，这样的社会思潮、人文氛围，造就了张岱的纨绔习气和名士风度，决定了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琅嬛文集》的主要内容。

　　主要影响

　　哲学思想

　　对程朱理学及八股科举制度的理性主义批判

　　程朱理学自以成熟形态（以朱熹为标志）出现以后，对后期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伦理学即人伦价值观方面主要表现为一种为维持社会稳定，实则拖住历史前进脚步的灾难。自朱元璋“钦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八股考试的“标准答案”后，程朱理学与八股科举事实上互为表里：统治者以八股科举来推销程朱理学，以程朱理学来”统一”天下士子的头脑，业已成为明代的一项基本文化国策。直至王守仁创立“阳明心学”时才在意识形态领域打开一个巨大的缺口，标志着明代中叶以降思想文化的重大转机。到张岱所处的明清之际，形成了一场如滚滚洪流的思想清算、批判运动，而张岱便是其中杰出的先驱者之一。

　　在对程朱本身的批评上，尽管张岱并没有全盘否认程朱哲学在“格”、“致”认识论上有某些合理性内核，但就总体倾向而言，他对程朱理学，特别对朱子的伦理学是持激烈批判态度的。而对朱熹等人所津津乐道的以所谓“十六字心传”为核心的“道统论”，张岱尤明确地持十分激烈的批判态度。由于程朱理学与科举八股相为表里，通过八股科举来推销理学，以“朱注”来统一天下士子的头脑，业已成为统治者的一项基本的“文化策略”，加之张岱的父亲张耀芳及他本人均曾深受八股之害，这使得本来就富于叛逆精神的张岱对科举八股的弊端认识得特别深刻：在他看来，八股科举制度乃是统治者用以“镂刻学究之肝肠”、“销磨豪杰之志气”的恶辣统治之一。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批判远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讥评，而是在长期从事明史研究过程中经过反复思考后得出的富于敏锐目光和理性主义精神的观点：明朝之亡，与开国者朱元璋本人所制订的“用以销磨豪杰之志气”的极度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他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辩证法思想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萌生，在相当程度上大体集中地体现在《老子》《周易》两部经典上。张岱少壮时即深入地研究过《老子》，至于《周易》，更是他的“家学”。在张岱看来，《周易》理的精华不外有二：一是变易性，二是流动不居性，质言之，即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矛盾、对立和统一。与程朱理学家把《周易》的精神归结为“主静”相比，张岱不仅主“变”，主“动”，而且提倡“善变”，恢复了《周易》辩证法的本来面目并发挥其生生不息的精神特质，在思想史上有一定的创新性与启发性，同时也是对程朱理学基础理论的深刻批判。

　　哲学思想的美学化倾向

　　对宋儒反复辩论过的“智”“仁”关系问题，张岱认为，智、仁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而统一二者之“所倚”，恰恰就是“一灵独往”的“仁心”，而“仁心”就是王阳明反复论述过的“良知”“这个独体”，与此相关的是“率性”问题。对于“率性”问题，张岱认为，正因为“吾人住世”所倚所恃的是一元的“仁心”即良知，而良知则出自“率性”，故惟有“率性”者方可能具有“仁心”与“良知”。他还认为“率性”不仅是“人而天者也”，更是一种美，一种基本的人格的价值取向。从学理上看，这就从本体层面过渡到了经验层面，而这一点，又恰与他的人格观念和美学理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此外，张岱生性喜爱佳山水，“一往有情深”。山水在他笔下，往往成为一种哲理性颇强的审美解悟对象。无论处“少壮浓华”抑或至“米炊不继”，张岱都从未改变过“率性”与“居心高旷”的基本人生追求。直至晚年，饱受尽生活煎迫的他仍对自由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之情。而就张岱的经历来看，他哲学思想带有美学化倾向则是有其必然性的：中国传统哲学本身就多带有美学化倾向，而独以老庄一线、特别是经过王阳明对宋儒程朱一系之溶合释道进行全新的内在逻辑改造之后，这种倾向尤重；而恰好张岱在哲学上是继承王学的，加之他本人兼通多种艺术门类而有极强的艺术家气质。

　　史学成就

　　张岱和同时代的其他明史作者比较，最显著的特点是文人修史。作为晚明一位“绝代散文家”，其所撰史书，文笔自然优美。更为可贵的是，张岱能始终秉持“事必求真”、“宁阙勿书”的治史原则，在“成王败寇”这一观念深植于正统史家心中的情况下坚持不以成败论英雄，留下了《古今义烈传》等十余种有价值的史学著作，还从历史事实出发，认真总结并揭示了明代灭亡的过程及原因。

　　散文创作

　　张岱散文的杰出成就既体现在文化蕴含、语言、结构诸因素上，同时也体现在题材选择，文章立意的大胆突破上。其为文“不再当政治和宗教的差”（周作人《再谈俳文》），而是始终将文章着眼点放在普通人、平凡事上，在平中见奇见趣，突破了传统散文的宗经、载道原则，在中国散文上具有重大的革新意义。

　　大体而言，张岱的散文既能将“公安三袁”清新洒脱的笔法与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幽深冷峭的意境融为一体，又能避免双方的流弊，以深厚救浅薄，以严谨救率易，以明快救僻涩，兼有诸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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